地方名人

常璩为地方名人立传，记载了汉晋时期巴蜀地区的各类名人，其中有的在为官从政方面很有作为，有的在文化学识方面很有成就，有的以忠孝仁贤而闻名于当时。常璩如实记录了诸多地方名人的事迹，不仅表达了对这些地方先贤的敬重和推崇，也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巴蜀社会人文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常璩撰写人物传记，并不限于人物的身份地位，尤其重视文化名人的品德与影响。《华阳国志》中记载了汉晋时期巴蜀地区的贤士淑女几百人，大都是忠、孝、仁、义、尊师、守节、贤淑、隐逸等典范人物，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可见常璩对入传的人物，自有其标准和条件，并非随意而为。这也说明常璩的选择与记述都是非常严谨的，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史学家的胸襟气度和独到的眼光。

从这些人物的地域分布，可知汉晋时期巴蜀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况。当时，巴蜀地区已经形成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并形成了比较好的家风传承。汉代以来蜀地教育的兴旺，不仅促进了文运的勃兴与社会风气的改良，也对人才的涌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从文翁在成都积极倡导兴办学校，之后各州县也都非常重视学校的建立，巴蜀地区逐渐形成了以郡学为主导的学校体系。与此同时，私学与游学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巴蜀地区的一些州县兴起了私人授徒讲学和游学的风气。有些比较有名望的饱学之士，通常都会招收学生。他们的学生，既有本地人，又有从外地来的。汉晋时期的游学之风，在巴蜀地区已成为一种风尚，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对此就做了较多的记载。譬如谯周在年轻的时候曾向秦宓请教求学，后来陈寿等人又成了谯周的学生，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典型例子。他们薪火相传，都成为蜀地的名人。

据常璩记载，蜀中还有许多传授门徒的老师，都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譬如什邡人杨宣，在天文领域和预测灾异等方面很有学问，“教授弟子以百数”，汉平帝时为讲学大夫，他的一些门生后来都成了大儒。

又譬如东汉初新都人杨厚，精通术数等学问，汉顺帝时征召他做议郎、侍中，《后汉书》卷三十说他因为朝中“阉宦专政，言不得信”，于是“称病求退。帝许之，赐车马钱帛归家。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后来朝廷又多次下诏征召他入朝做官，用古礼聘请他，他都称疾辞而不就，八十二岁病故于家。门人为其立庙，每年春秋时节常祠之，以示纪念。常璩也记述说，杨厚在朝做侍中，上言“皆效验”，很多预测都说准了，由于“大将军梁冀秉权，自退去，授门徒三千人。本初元年及建和中，特征聘，不行。年八十三卒。天子痛惜，诏谥曰文父”。杨厚的一些弟子，“皆征聘辟举，驰名当世”。

又譬如绵竹人董扶、任安，都师从过杨厚，成为很有学问的人，“家居教授，弟子自远而至”。董扶被公车三征，到京师做过侍中，后还蜀，继续教授弟子。任安也被公车征召，却不愿做官，终身布衣。他们培养的一些弟子“皆名士，至卿佐”。

常璩还记述了蜀中才俊年轻时候的游学与交往。譬如郪人镡显、雒人蔡弓，都好学不倦，跟随当时的大儒名师读书，“俱携手共学，冬则侍亲，春行受业”。他们与张霸等人为友，一起求学，后来都官至公卿。镡显做过豫州刺史、长乐卫尉，蔡弓做过庐江太守、议郎。又譬如雒人段恭，也自幼好学，到过很多地方拜师求学，“少周流七十余郡，求师受学，经三十年”。这堪称是游学成才的典型例子了。常璩记述的这些人物故事，真实地反映了汉晋时期蜀中的好学之风。

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中有“讲学图”与“阅读图”。譬如四川博物院收藏的画像砖上就有传经讲学的画面，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儒家学者向弟子们讲学授课的情景。成都西郊曾家包汉墓出土的墓门画像石上，刻画有一位年轻男子，头着帻，身穿广袖长服，跪捧书卷，做阅读状。这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读书之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汉代成都教育与文化发达的生动缩影。

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还记录了很多巴蜀妇女的事迹，首创了地方志为妇女立传，讲述了贤妻良母在家庭教育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对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区列女情况的记录，可以了解当时妇女生活方式、社会地位、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特点，所以地方志中重视对妇女的记录是很有道理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而这正是常璩的高明之处。

两汉魏晋时期，母亲对子女的教育很关键，直接关系到子女的成才和家风的传承，在巴蜀地区这方面的例子就比较多。常璩《华阳国志》对此就做了一些记载，表达了对家庭教育、培育人才、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视和赞扬。譬如成都人张霸，自幼好学，《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益部耆旧传》说：“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也，年数岁知礼义，乡人号为张僧子。七岁通《春秋》，复欲进余经，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饶为之。’故字伯饶。”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说，张霸后来“为会稽太守，拨乱兴治，立文学，学徒以千数，风教大行，道路但闻诵声，百姓歌咏之”。可见张霸兴办教育、改善社会风气，是很有作为的。常璩又记述说，张霸前妻病故，续娶司马氏女敬，前妻生有三男一女，司马敬生一男，“抚教五子，恩爱若一”。张霸年老病卒，葬于河南，司马敬与诸子回到蜀中居住，“子光超禀母教，为聘士也”。常璩赞扬张霸之妻司马氏“敬司穆穆，畅始玄终”，能够善始善终，弘扬了好家风，惠及了后人。常璩还专门称赞了张霸的孙女叔纪，称“叔纪婉娩，十媛仰风”。常璩记述说，叔纪嫁给了广汉王遵，“至有贤训，事姑以礼。生子商，海内名士。广汉周干、古朴、彭勰，汉中祝龟为作颂，曰‘少则为家之孝女，长则为（家）〔夫〕之贤妇，老则为子之慈亲。终温且惠，秉心塞渊，宜谥曰孝明惠母’”。常璩着重撰写的这个例子，就充分说明了倡导读书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堪称蜀地的榜样。

据《后汉书》卷三十六记载，张霸不仅做官政绩卓著，而且很有学问，曾精研《严氏春秋》，“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张霸的儿子张楷（字公超），继承家学，也精通《严氏春秋》和古文《尚书》，而且擅长道术，居家教学，门徒常百人。因为名气大，一些贵戚之家也来傍邻而居，张楷迁徙避之，“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者，辄还乡里”，后来“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市”。张楷不愿做官，被推荐和征召多次，他都婉拒了，终生教学，育人无数。张楷安贫乐道，以教书讲学为乐，这也说明了家风传承的重要。他成了博学之士，并通过授徒教学扩大了蜀中好学之风的影响。

常璩记述的巴蜀士女很多，按照郡县排列，蜀、巴、广汉、犍为、汉中、梓潼六郡士女有二百多人，其中妇女就有五十余人。有的是记录其生平事迹，有的是用赞注的方式，有的还采用了图像列传，称为“峨峨淑媛，表图铭旌”。

常璩重视忠孝节烈、志趣高洁、崇善敬贤，对民俗民风的叙述比较客观公允，对权贵们的作为与政绩抑扬有别，直言不讳。这也展现了常璩的人生境界与治学精神，同时也显示了他严谨的学风。因此，《华阳国志》问世以后，很少有人对其提出批评。总之，常璩重视地方名人，以此来彰显巴蜀人文特色。常璩的记述严谨而又真实，这是《华阳国志》最为显著的特色，也是《华阳国志》非常值得称道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