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诸郡（4）

常璩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蜀郡守与益州牧都是很重要的职位，为官清廉会给蜀地带来兴旺，并留下好名声；假若心术不正，野心膨胀，就会割据反叛，发生战乱。《华阳国志》中就专门记述了西汉末公孙述与东汉末刘焉、刘璋父子割据称雄以及覆亡的经过。常璩说：“公孙述、刘牧、二主之废兴存亡，《汉书》《国志》固以详矣。统之州部，物有条贯，必申斯篇者……虽道同世出，一事身见，游精博志，无嫌其繁矣。”这里常璩的意思是，虽然史书已有记载，但采集史料与考订史实的角度有所不同，所以地方志的记述仍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常璩《华阳国志》记述，西汉末王莽执政的时候，篡夺皇位，祸乱汉室。

“王莽篡盗称天子。改天下郡守为卒正，又改蜀郡为导江；迁故中散大夫、茂陵公孙述字子阳为导江卒正，治临邛”。王莽按照儒家著述大肆改动官名与地名，因《尚书·禹贡》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之说，故而将蜀郡改称导江，卒正之名则出于《礼记·王制》。王莽自以为是，其实很荒唐，造成了天下大乱。此时中原、南阳等地爆发了起义，蜀地也有人举兵响应，公孙述率兵进行了残酷镇压，“斩首万计，遂据成都，威有巴、汉。政治严刻，民不为非”。之后中原地区群雄争锋，烽火连绵，王莽被更始统辖的起义军消灭，更始又被赤眉起义军击败。这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身为汉室后裔的刘秀召集各路英雄豪杰，打败了割据作乱者，统一了河北和中原地区，建立了东汉王朝。公孙述此时已拥有了巴蜀地区，趁机招降纳叛扩充人马，随着势力的增强，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产生了割据称帝的欲望。常璩记述说，公孙述自称做了个梦，有十二年贵运，醒了告诉其妇，其妇说：“朝闻道，夕死尚可，何况十二乎！”公孙述于是听从了其妇之言，“遂称皇帝，号大成，建元龙兴”。这样在当时就形成了两个政权，光武帝刘秀为了统一中国，曾派人传送书信向公孙述晓以利害，又使公孙述的旧交马援劝说公孙述归顺。公孙述很固执，不愿听从。刘秀见劝降不成，无法和平解决问题，只有出兵了，于是派遣征南大将军岑彭率军自荆门溯江征伐公孙述，又派遣中郎将来歙晓谕公孙述。岑彭沿江而上攻破了公孙述设下的几道防线，扎营于武阳（今四川彭山）附近，兵锋直指成都。公孙述采取了暗杀行动，派刺客刺杀了岑彭。来歙也攻破了公孙述北路防线，乘胜进抵武都。公孙述又派刺客于武都刺杀了来歙。公孙述的这种刺杀行为，并不能改变覆亡的命运，却使得刘秀更加坚定了出兵讨伐的决心。刘秀于是派遣吴汉率水师溯长江、岷江而上继续进攻公孙述，又派其他将领率兵从斜谷道入蜀进攻成都，兵分两路，攻取蜀地。吴汉率领大军不久便兵临城下，与公孙述进行了激烈的决战，在交战中杀死了公孙述，“汉尽诛公孙氏及牙等诸将帅二十余人，放兵大掠，多所残害。是岁，十二年也”。公孙述果然只做了十二年皇帝，其苦心经营、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就被灭掉了。

范晔《后汉书》卷十三对公孙述的割据与败亡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一些重要史实显然参考了常璩的记述，包括公孙述败亡过程中的很多细节，都与《华阳国志》的记述是一致的。《后汉书》评论说，“昔赵佗自王番禺，公孙亦窃帝蜀汉”，最终都归于统一了，因为这是大势所趋。常璩对公孙述的败亡也做了评议：“公孙述藉导江之资，值王莽之虐，民莫援者，得跨巴、蜀；而欺天罔物，自取灭亡者也。然妖梦告终，期数有极，奉身归顺，犹可以免；而矜愚遂非，何其顽哉！”常璩认为公孙述的结局是咎由自取，拒不归顺，真是愚蠢，割据称帝终究是没有好结果的，属于比较典型的历史案例。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公孙述虽然难免败亡，其实还是有贡献的：“述之起也非乱贼，其于汉也，抑非若隗嚣之已北面而又叛也。于一隅之地，存礼乐于残缺，备法物以昭等威……俾后王有所考而资以成一代之治理，不可谓无功焉。”王夫之用史学家的眼光来分析历史，提出了比较独特和客观的看法。总之，公孙述是割据者，也是失败者，是一位不识时务、野心膨胀，导致身败名裂的历史人物。

常璩对光武帝攻取巴蜀后的举措，也做了如实的记录。“汉搜求隐逸，旌表忠义”，对忠臣良将追赠官职封号，对蜀中人才“擢而用之。于是西土宅心，莫不凫藻”。常璩说的“宅心”是安心与归心之意，所言“凫藻”是喜悦之貌。常璩对吴汉攻破成都之后“放兵大掠，多所残害”的做法，则认为是严重欠妥的，结果导致了局势的反复：“建武十八年，刺史、郡守抚恤失和，蜀郡史歆怨吴汉之残掠蜀也，拥郡自保。世祖以天下始平，民未忘兵，而歆唱之，事宜必克，复遣汉平蜀，多行诛戮。世祖诮让于汉，汉深陈谢。自是守藩供职，自建武至乎中平，垂二百载，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矣。”常璩的客观记述，如实地表达了他对光武帝统一大业的拥护与赞扬，他认为正是光武帝的统一奠定了东汉近二百年的繁荣，也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使巴蜀成了物产富饶、人才辈出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