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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著述(4)

潜心著述(4)

书名:常璩传作者名:黄剑华本章字数:2810更新时间:2024-05-27 17:11:08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是这样说的:“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地称天府,原曰华阳。”这里不但“多斑采文章”,而且物产富饶,“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又说“蜀之为邦”,“国富民殷”,“于斯为盛。固乾坤之灵囿,先王之所经纬也”,确实是一个神异的区域。特别是李冰修建都江堰之后,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常璩的记述,具有比较浓郁的感情色彩,充分显示了他对乡土的热爱,但也并非溢美和夸张,大都是真实的记载和描写。而史料的翔实与依据的可信,也正是《华阳国志》的价值与魅力之所在。常璩在其中构建了一个文化丰饶、和平统一的“理想国”。他用“华阳”来解读巴蜀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巴蜀历史研究提供了强大底气。

古代巴蜀史,春秋之前只有《尚书·牧誓》提及。之后《左传》《史记》《汉书》等史书中才有了对巴蜀与西南夷的一些记载,但比较零散,疏漏之处也比较多。汉代扬雄等人对古蜀的记述,大都是碎片状的,传说的色彩比较浓郁。常璩《华阳国志》的记述,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阳国志》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将巴蜀放在与华夏统一的大格局下进行审视和叙述。这显示了常璩卓越的见识,对蜀中前辈学者在记述历史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超越。

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格局,具有多源一统、多元一体的特点,苏秉琦先生对此就有非常精深的论述,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对此都给予了很好的揭示。中华文明在发展进程中,随着区域之间的交流与部族之间的联姻,由多源走向融合,从多元走向统一,是必然的趋势。中国自上古以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然经历了分分合合的曲折,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与中华文明的统一发展潮流不可阻挡。

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核心观念就是重视和推崇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大禹治水,划分九州,就是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全都纳入统一的版图之中。大禹会见万邦,巴、蜀都参加了。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群雄争霸、诸侯割据的社会动乱局面,很多有识之士都希望恢复大一统的国家统治。他们认为只有大一统,国家才能安定繁荣,广大民众才能过上和平的生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高扬起了大一统的旗帜。孔子亲订了《春秋》一书,提出了“尊王攘夷”的主张。“尊王”就是拥护以周天子为核心的中央王权对各诸侯国的宗主统治,“攘夷”就是反对外来民族对华夏的侵略与破坏。这是儒家的共识,后来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政治框架。

尽管先秦诸子对社会的改革方案并不一致,各有政治见解,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思想,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史学家们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已有黄帝娶嫘祖、黄帝与蜀山氏联姻的记载。司马迁是汉朝正统史学家,他的著述与历史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代表了华夏历史学的主流,获得了后世诸多学者的认同与赞扬。常璩读书很多,也是熟读过《史记》的,对司马迁也深为敬佩。

常璩有着很好的历史大局观,赞成统一,崇尚儒术。因此,他在撰写《华阳国志》的时候,努力将古蜀的历史与中原王朝的历史相衔接,认为蜀山氏与黄帝就结为亲戚了。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开篇就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这段记述就参考引用了《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说法,强调了黄帝与蜀山氏的联姻,说明古蜀与中原的亲缘关系由来已久,堪称源远流长。常璩在卷末又说:“蜀之为邦:天文,井络辉其上;地理,岷嶓镇其域;五岳,则华山表其阳;四渎,则汶江出其徼。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族,大贤彭祖育其山,列仙王乔升其冈。”可见古蜀的地理人文,不仅与中原关系密切,而且自有鲜明的特点。

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也强调了巴蜀与中原的亲缘关系:“《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在卷末又重申和强调说:“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

常璩认为,巴蜀和中原的民众都是炎黄子孙,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整体。常璩的这个观点非常鲜明,他在《华阳国志》不同篇章中都做了论述和强调。这展现了常璩开阔的眼界,说明他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中华民族的组成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的,而且把道理讲得非常透彻,至今仍闪耀着光芒。与汉晋时代其他诸多历史学者相比,常璩更加强调巴蜀和中原的密切关系,也更加重视中国的统一与融合发展格局。这正是常璩的过人之处,显示了他卓越的大局观和历史观,也彰显了他思想的深刻。后人称赞常璩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确实并非过誉。他的这种旗帜鲜明的思想观念,也为《华阳国志》这部地方志中的开山之作增添了强光异彩。

常璩认为巴蜀与中原的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源远流长的。他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说“大贤彭祖育其山”,又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则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后来巴蜀参加了武王伐纣,为周朝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文王之化,被乎江汉之域;秦豳同咏,故有夏声也”。巴蜀与中原自古就有同样的教化,这也表达了常璩的大一统思想,始终认为巴蜀与中原是统一的整体。这种思想,贯穿于他的整部著述之中。

常璩对历史的论述比较客观,喜欢讲真话,不说违心之论。他对史料的梳理和引用也比较慎重,特别重视史料的真实性。这说明了他治学的严谨,体现了他正直磊落的学者品质。常璩的这些长处与优点,也充分体现在他著书立说之中,他著述中的很多内容都较为真实可信,他的论述也常常令人折服。因此《华阳国志》也就成了研究巴蜀地区古代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成为学者们的案头必备之作。

从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来看,四川和重庆境内出土的大量文物,就揭示了古代巴蜀与中原的交流往来和密切关系。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铜尊、铜罍等青铜器,就显示了对殷商礼器的模仿。还有四川彭州竹瓦街出土的商周时期的窖藏青铜器,也为古蜀和中原的往来提供了佐证。这些考古出土资料,也印证了常璩对历史的论述,彰显了他的大一统历史观念,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任乃强先生高度评价了常璩能够站在中华统一的高度来写地方志,他说:“我国两千年来,地方史志不下万种,无非流行一时,旋成覆瓿。惟璩此书,虽仅方隅之事而能流行全国,迄今研究封建社会史者犹必重之。此其在历史发展阶段中,代表性强,足以抗衡正史者。”“常璩此书,纯用中原文化之精神,驰骛于地方一隅之掌故,通其痞隔,畅其流灌,使中土不复以蜀士见轻,而蜀人亦不复以中土为远。唐宋以降,蜀与中原融为一体,此书盖有力焉。此就掌握地方特殊性与全国一致性相结合言,常氏实开其先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