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著述（3）

顾颉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研究巴蜀史时，阅读相关的文献资料，曾将扬雄《蜀王本纪》与常璩《华阳国志》中记述的古蜀历史相互对照，就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专家学者差不多全体集合到四川。当时，对于川康的自然界和社会各方面的调查研究风起云涌……我自己呢，到成都快两年了，服务的余暇曾游了郫县的望帝丛帝陵、温江的鱼凫城、双流的蚕丛祠和瞿上乡，对于古代的蜀国也浮动了重重的幻想。蜀国的材料不多，满想下手整理，写一篇古蜀国的传说。无如一经下手即感困难。其关键为：当时的蜀国本和中原没有关系，直到春秋战国间才同秦国起了交涉。李白《蜀道难》所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确是说的不错。不幸历代人士为秦汉的大一统思想所陶冶，认古代也是一模一样的，终不肯说这一块地土上的文化在古代独立发展，偏要设法把它和中原的历史混同搅和起来，于是处处勉强拍合，成为一大堆乱丝。一班修史的人难以考核，把这些假史料编进许多史书里去。彼此纠缠，把人们的脑筋弄迷糊了，古蜀国的真相，再也看不清了。”顾颉刚先生关于古蜀是独立发展的观点，确实是很有道理的，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等重要考古发现所揭示的古蜀文明，具有鲜明而辉煌的特色，对此就给予了充分的印证。顾颉刚先生专门撰写了《〈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一文，将两书所记蜀国之事列举了二十二件史事进行比较，认为“常书虽多沿袭扬氏，而扞格牴牾处亦复不少。是何也？扬氏生于汉，其时离蜀国之亡不过三百年，民间传说犹有存者，故多摭取里巷之谈以成书。常氏，晋人，离扬氏又三百年矣，文籍大备，理智日高，其鄙视俚俗不经之谈而悉欲去之，固其宜也”。通过对两书所记史事的比较，他发现“常氏作地方史，其标准有二：其一，秉‘民无二王’之训，将蜀之称帝、称王者悉归之于‘周之叔世’；其二，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训，将蜀中神话性之故事悉予删改。此足证常氏受中原文化洗礼之深厚”。但“扬氏所录固多不经之言，而皆为蜀地真实之神话、传说。常氏书雅驯矣，然其事既非民间之口说，亦非旧史之笔录，乃学士文人就神话、传说之素地而加以渲染粉饰者”。“常氏全不认识神话、传说之本来面目。在此种心理之下，不知曾毁弃若干可宝贵之古人遗产，今虽刻意求之而不可得矣，惜哉，惜哉！”顾颉刚先生的评论与慨叹，确实很有见地，也令人深思。

简而言之，《华阳国志》共十二卷，对古代巴蜀历史传说、西南地理山川与郡县沿革、西南地区各民族与民俗民风，以及汉晋时期西南地区的人文、政治、经济、物产、水利、交通、自然科技等都做了较为完整而详细的记述，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西南地区古代历史和人文地理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无论是从史学的角度，或是用文化研究的眼光来看，《华阳国志》都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之作。正如任乃强先生所说：“巴、蜀、南中，即今所谓大西南者，开化虽与中原同时，而以地形险阻，僻在边方，文化发育则不与中原一致。尤以古代巴蜀，自有其独特的经济基础，文物有独具之特色，其与中原文化，尺短寸长，各有所适。汉魏以降，虽已互相融合，仍各有所偏重……常璩此书……使中土不复以蜀士见轻，而蜀人亦不复以中土为远。唐宋以降，蜀与中原融为一体，此书盖有力焉。此就掌握地方特殊性与全国一致性相结合言，常氏实开其先河者。”

《华阳国志》因其取材的广博、资料的丰富和编撰的精妙，在当时刊行后便广为流传而深受好评，并为其他许多著作所引用，譬如郦道元撰《水经注》就屡屡引用，又譬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刘昭注《后汉书》、贾思勰撰《齐民要术》、虞世南编撰《北堂书钞》、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徐坚等撰《初学记》、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李昉等撰《太平御览》等也多有引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对常璩的著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华阳国志》在后世的深远影响。

成都平原在古代被称为华阳，又被称为天府之国，

常璩认为巴蜀和中原都属于华夏，自古就关系密切。

《华阳国志》记述了古蜀传说、巴国故事、秦并巴蜀，

还记载了汉中之地、南中诸郡的地理、物产、民俗民风。

常璩将编年史、地理志、人物传融会结合，堪称杰出创举。

常璩在金陵长期坐冷板凳，发愤著书立说，积平生所学，花了六年时间，撰写了地方志巨著《华阳国志》。常璩在这部著述中，完整地记述了西南地区从远古到东晋时期的山川地理、人文风物、历史兴衰，为了解古代巴蜀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全面而又翔实的史料。

成都平原在古代被称为华阳，又被称为天府之国，蜀人对此是颇为自豪的，因为这两个称呼不仅是个形象生动的地理概念，更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人文内涵。千百年来，“华阳”与“天府”的称号已成为一方乐土的象征。而其由来和广为流传，并得到世人的向往和认同，则与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华阳的由来，《尚书·禹贡》有“华阳黑水惟梁州”之说。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尚书·禹贡》便对大禹治水的过程与九州区划中的山川河流加以概述。九州之说，传说的成分较重，与其说是古人假托大禹治水以后的行政区划，不如说是我国最早的一种地理划分。《尚书·禹贡》所说的“华阳”其实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华山之南，其广义则包括巴、蜀、滇、黔以及陕南一带，即现在的整个西南地区。博学多才的常璩将撰写的地方志巨著取名为《华阳国记》，后来又正式定名为《华阳国志》，“华阳”从此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不再是一个宽泛的地理概念，而成了一个响亮的地域称号。

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强调了“华阳”这个独特而鲜明的概念，称华阳是一块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的独特区域，囊括巴、蜀、汉中、南中，这充分展现了他与众不同的思考和见识。这一区域，其实是黄帝、大禹、古蜀、西周、秦、汉的龙兴凤举之地。而将“华阳”与“天府”并列，则是常璩的创举。随着《华阳国志》在后世的广泛传播和产生的深远影响，“华阳”与“天府”也终于成了家喻户晓的蜀地美称。

“天府”之说，原是形容犹如天帝之府库，无所不有。据《战国策》记载，苏秦说秦惠王就提道：“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也做了相似的记述。这两处记载中的“天府”，是将蜀地、汉中与关中渭水平原都混在了一起。而据任乃强先生考证，苏秦之说出于秦并巴蜀之前，或疑是后人伪造的。后来陈寿《三国志》记述，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才将“天府”确定为蜀地的称号。实际上，陈寿和常璩都是晋朝人，而且都是蜀中著名史学家，对于“天府”这一称号都给予了很好的定性，可谓灵犀相通，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