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著述（2）

这是常璩有生之年最重要的一段写作经历，他积平生所学，将晚年的精力与时光都投入到了写作上。从永和四年到永和十年，他花了六年时间，终于大功告成，完成了《华阳国志》的写作。

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综合记载了西南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人物、地理、交通、科技、民俗等内容，将编年史、地理志、人物传融会结合，可谓是中国地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常璩撰写的这部著述，成为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地方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华阳国志》所记地区在《尚书·禹贡》中为九州之梁州，其地因在华山之南而得名“华阳”。古之华阳国其实就是古蜀国，而巴国与古蜀的关系甚为密切，汉中与南中也曾囊括在古蜀疆域范围之内。《华阳国志》记载的历史，从上古至汉晋时期，跨度比较久远，在不同地域各有侧重，记述的都是比较重要的史实。

中国撰写和记载史事的传统起源甚早，封建王朝置有史官，专门记录统治者的言行与发生的大事情。文人学者喜欢著书立说，这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就涌现了很多杰出的思想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五彩缤纷，自春秋战国以来，可谓盛极一时。史家也应运而生，从左丘明撰《左传》《国语》，到司马迁撰写了巨著《史记》，史家著述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后世的史事记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地方志的撰述之风，大约是从汉代开始的，这与地方文化教育的兴旺发达、培养了众多的文人学者显然是大有关系的。地方志与正史，在内容与体例方面都有所不同。如果说正史比较规范的话，地方志的写作就比较自由了。正史记载的人物主要是皇亲国戚与权贵显要，是整个国家统治阶层中的精英人物，记述的史事也都是历史大事件。地方志虽然涉及的地域比较具体，而记述的内容却相对宽泛，包括地方官吏、乡贤士女、民俗民风、传说故事等。蜀地文人的著述，自汉代开始便日趋繁荣。司马相如是成都的大文豪，写作的汉赋影响很大，得到汉武帝的青睐，使得汉代诸多文人竞相仿效。汉赋中就有大量描写地方人文历史与山川名胜物产的内容，譬如扬雄、左思等人写作的汉赋就是如此。蜀地的雄奇壮丽与神秘的历史传说以及富饶的物产，也成了汉赋描述的重要对象，当时写蜀地或蜀都的汉赋就有好几篇，都很著名。而采用地方志的形式来写蜀地的地理与历史、风俗与人物，也成了蜀地文人比较喜欢的一种著述形式。

我国的方志之作，虽然肇始颇早，东汉时便已形成风气，在当时的益州地区撰写之风尤其盛行，但那些早期的方志往往各有偏重，从内容到体裁都有明显的缺陷。正是有鉴于此，常璩对地方志的编撰方法进行了大胆革新，从内容上将历史、地理、人物相结合，从体裁上将编年史、地理志、人物传相结合。常璩倡导这种新方法与新体裁，是非常有道理的，可谓见识高明，堪称是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

常璩静下心来著书立说，这是他人生后期的一个重要内容。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坐冷板凳不一定就是坏事。左丘明写《左传》，司马迁著《史记》，都是坐冷板凳而发愤著书从而流芳百世的经典例子。常璩也是如此，虽然在江左受到冷落而心情郁闷，却完成了一部很重要的扛鼎之作，在中国地方志的发展历程中创建了开山之功。

常璩撰《华阳国志》时，对史料的引用比较严谨，对前人的不实之处敢于纠正。作为一位优秀的史学家，这也是他值得称赞的闪光之处。譬如战国时期，楚国派遣将军庄蹻伐南中夜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是这样记载的：“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常璩在写《南中志》时，对这段史实做了考订，并记述：“周之季世，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椓牂柯系船于且兰。既克夜郎，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归，遂留王之，号为庄王。以且兰有椓船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常璩对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庄蹻故事做了三处订正：一是将楚威王改为楚顷襄王；二是将庄蹻的进兵路线“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改为“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三是将庄蹻在滇称王改为在夜郎称王。常璩的订正是否正确？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考证，认为常璩的记述是对的。以后郑樵《通志》卷一百九十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九，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九，都采用了常璩的记述。

关于蜀与中原的交流往来，不少史书认为蜀道通于战国时的周显王之世，即公元前368年至公元前321年之间，由于秦惠王伐蜀，才开凿了石牛道。有人认为这是最早的蜀道。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纠正了这个说法，说：“《蜀纪》言：‘三皇乘祗车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纣，蜀亦从行。《史记》：周贞王之十（六）〔八〕年，秦厉公城南郑。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说者以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

这些都说明，常璩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常璩敢于纠正过去史书中的谬误，实属难能可贵。正如任乃强先生所评论的：“在科学还未昌明时代，他已具有这样的史识和敢于纠正的魄力，这不但是魏晋以前的史学家所不曾有，即魏晋以来的封建史学家也未能有。”

不可讳言，常璩《华阳国志》中也有一些缺点，“有的地方考证不精，记载失实”。譬如，秦封蜀王之子为侯，误记为封秦王之子为侯。关于蜀侯恽叛乱的记载，也不准确：“赧王十四年，蜀侯恽祭山川，献馈于秦（孝文）〔昭襄〕王。恽后母害其宠，加毒以进王。王将尝之，后母曰：‘馈从二千里来，当试之。’王与近臣，近臣即毙。（文）王大怒，遣司马错赐恽剑，使自裁。恽惧，夫妇自杀。秦诛其臣郎中令婴等二十七人。”核对史实，周赧王十四年（前301）时，秦的统治者是昭襄王，而不是孝文王。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文王即位是在公元前250年，即位三天就死了。怎么可能发生蜀侯恽向秦孝文王献馈加毒、秦孝文王赐恽剑令其自杀的事呢？另外，常璩相信天命历数，甚至用谶纬迷信来记述巴蜀古史，也说明了他思想观念方面的局限性。

常璩重视正史与地方历史的衔接，特别强调史实的严谨，这是其值得称赞之处。而他对有些上古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民间传闻之类，采取了剪辑或删减的做法，有时也有失误，造成了宝贵资料的遗漏和记录的缺失，也可以说是其不足之处。譬如《华阳国志》中对古蜀历史的记述，就参考了扬雄《蜀王本纪》中的很多说法，但又删去了很多宝贵的传说史料，因而显得比较空洞和苍白。例如鳖灵治水期间，杜宇与鳖灵之妻发生私情，常璩可能觉得不雅，而删去了关于此事的记载。其实正是这件事情导致了政权的更替，使得鳖灵取代杜宇而建立了开明王朝，有很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就隐藏在这个大事件的后面。在与中原历史的衔接上，常璩的有些叙述，如将古蜀早期历史叙述为春秋战国时期，也比较勉强，难以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