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仕成汉（1）

常璩出身于名门望族，从小读书学习，阅读了很多先世遗书。

江原常氏家族中，有不少做官的名人。譬如蜀汉设立南广郡时，就以蜀郡江原人常竺为首任太守。常竺字代文，后来升迁为侍中，回到成都在蜀汉朝中做官。常竺的儿子常伟，字公然，也走了仕途，做过阆中令。常竺的孙子常骞从小读书治学，钻研过《毛诗》《三礼》，曾以清尚知名，后来也从政了，先在州里做从事、主簿，然后郡里察孝廉，做萍乡令，选为西晋成都王司马颖的侍郎，先被派去做绵竹令，后又被召回做郎中令。在西晋“八王之乱”中，常骞因为跟随司马颖有功，被封关内侯，接着又升迁为魏郡太守，加材官将军。常骞觉得晋朝皇族内乱潜藏着很多不测之险，中原很乱不是久待之地，便“固辞去官，拜新都内史”。“八王之乱”前后延续了十六年，参战诸王相继败亡，被杀的官员与民众数量众多，是西晋历史上一场触目惊心的王室内部大屠杀。随后又出现了“永嘉之乱”，使得社会陷入动荡，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了西晋的衰亡。常骞回到蜀郡，使他避免了中原的纷争祸乱。后来蜀中也发生了动乱，常骞被任命为湘东太守，此时他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身体也不太好，尚未赴任就病故了。

常璩的曾祖父常廓，字敬业，是常氏家族中的一位饱学之士，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一说他“以明经著称，早亡”。常廓去世得比较早，没有担任过什么官职，却奠定了“阖门广学”的家风。常廓有几个儿子，都好学多才，其中以常宽最为著名。在常氏家族中，常宽和常骞是同辈，常宽是常骞的族弟。常宽很有才学，也非常能干，在著述方面颇有成就，在仕途上也担任过多种官职，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常璩在《华阳国志》卷十一中，对常宽的学问成绩与仕途经历就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说常宽早年认真研读过《毛诗》《三礼》《春秋》《尚书》，特别钻研过《周易》，很有心得。常宽还博览过《史记》《汉书》，强识多闻，很有学问，被称为江原当地的大儒。常宽为人却很谦虚，不喜俗务，蜀郡命功曹察举孝廉，都被他婉拒了。后来他还是走上了仕途，接受了任命，做了益州主簿、别驾，被推举为秀才，做了侍御史、繁县令。

常璩继承了家学渊源，自幼好学不倦，少年时已经颇负才名。但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由于战乱骤起，一下就打破了平静的生活。像常氏这样的大家族也难以苟安，使得少年时代的常璩陷入了流离失所的境地。

当时蜀地爆发了农民起义，社会被战乱与恐慌的阴云笼罩，一些大家族为了避乱，纷纷远徙他乡。离开蜀郡的人越来越多，迁徙避乱成了当时的一股风潮。常氏家族也深受影响，随即以常宽为首领，也随大流开始了迁徙行动。他们离开蜀中江原故地，迁往荆湘地区。很多常氏族人都跟随着常宽走了，当然也有一些族人留了下来。没有迁徙远走的族人只有结寨自保，夯筑了坚固的土墙，以抵挡土匪的侵扰，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常宽带领族人随同流民大潮进入荆湘地区之后，在零陵境内停留下来，从繁县迁徙来的很多百姓也跟随而至。东晋朝廷得知了这个情况，为了管理这些流民，便在零陵侨置繁县，任命常宽仍为繁县令，以治理民众。这是东晋王朝在特殊的历史阶段，采取的一种“侨治”方式。任乃强先生认为：当时“繁县民流居零陵者多，因设侨县以理之”，“江左侨立郡县，此其滥觞也”。

那个年代战乱频繁，位于长江中游的荆湘之地也并不安全。从蜀中迁徙而来的民众，在当地原住民的眼中不过是一些流民，后来相互之间逐渐产生了比较大的矛盾。当时有位叫杜弢的成都书生，早年就以才学著称，曾被州里推举为秀才，因避乱来到了南平郡，得到当地太守应詹的欣赏和礼遇，请他做醴陵令。由于杜弢的地位与声望很高，很多从蜀郡迁徙来的民众都自发地追随他，拥戴他，使他成了流民的首领。这些来自蜀郡的流民散布在荆湘境内，遭到当地大姓人家的侵凌欺侮，都心怀怨恨。有些蜀人便开始闹事，与官府发生了争战。有人向湘州刺史荀眺进言说流民都想造反，荀眺准备杀死全部流民，于是流民推举杜弢率众起事。杜弢自称梁益二州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率军攻破郡县，迫使荀眺弃城逃往广州。杜弢接着又击败了前来讨伐的官军，乘胜攻破了零陵、鄂州等，杀死了长沙太守与宜都太守等地方官员。晋元帝司马睿命令征南将军王敦、荆州刺史陶侃等人讨伐杜弢。前后交战数十次，杜弢的将士多数战死，于是向司马睿请求投降。司马睿起初不同意受降，杜弢便写信给应詹，自述被逼起事的原因，表示愿意为东晋朝廷效忠，投诚以后可以为朝廷北伐中原，或为朝廷西征李雄收复失土，以此救赎前罪将功补过。应詹将信呈交给了司马睿，并进言说：“杜弢是益州的秀才，一直享有很好的名望，被同乡人逼迫才聚众叛乱。现在悔恶归善，理应派使者去安抚，接受他投降，以使江、湘地区的百姓安定。”司马睿从当时的局势考虑，便派前南海太守王运去接受了杜弢的投降，并宣读诏书，赦免了杜弢与流民的反逆叛乱之罪，任命杜弢为巴东监军。杜弢接受任命之后，驻扎在附近的东晋将领们仍然不停地攻打他，这使得他非常愤怒，觉得朝廷是在欺骗他，于是杀死了前来受降招抚他的王运，再次率流民反叛。杜弢派部将攻打临川，接着攻陷了豫章；又派部将率领精兵向武陵进军，切断官军的运输路线。晋元帝对杜弢的反叛也很愤怒，下令调集各路官军，对杜弢进行围剿。经过几次激烈的厮杀，杜弢的部众被击败，全部溃散，杜弢见大势已去，于是趁乱“逃遁，不知所在”。

在这种连续不断的战乱情形下，从蜀地迁徙到荆湘的民众自然是深受其害，吃尽了动荡不安的苦头。常宽为了避乱，只得率领族人再次往南迁徙，进入交州暂时栖居。据《华阳国志》记述：“湘州叛乱，乃南入交州。交州刺史陶咸表为长史，固辞不之职。虽流离交城，衣敝（褞）〔缊〕袍，冠皮冠，乘牛往来，独鸠合经籍，研精著述。”常宽在交州的时候，生活比较清贫，仍不忘读书写作，一些重要著述如《蜀后志》《后贤传》等，都是在这个时候撰写完成的。到了晋元帝的时候，“嘉其德行洁白，拜武平太守，民悦其政。以荣贵非志，在官三年，去职”。武平属于交州，在现在的越南河内以北，常宽做武平太守的时间很短，又遭遇交州内乱，幸免于难。常宽岁数已大，后来就在交州去世了。当时跟随常宽迁徙到交州的蜀人比较多，到李雄派兵收取宁州、招辑流民的时候，蜀人流落在交州、南中、荆湘等地的，才又陆续回归蜀地。天下之大，五湖四海皆可安家，但眷恋家乡则是人之常情，更何况蜀地物产富庶，乃天府之国，对避乱远走的蜀人来说，盼望回归家乡，具有不可阻挡的吸引力。很多蜀人经历了这番折腾，又从交州、南中、荆湘等处辗转回到了蜀地。常氏家族的一些人，也有回来的，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了。

当流民潮引发大规模迁徙的时候，常璩还是少年，又由于家中的一些原因，所以没有跟着迁徙队伍远走他乡。按照任乃强先生的推测，这是由于“璩时尚幼，家较贫，未能远徙，随族结坞，附青城范长生以自存。后受李雄绥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