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运（2）

司马相如青年时期在蜀中成都等地的故居，因历史久远已难觅踪迹，而传世文献记载的成都石室讲堂保存完好历久弥新，应该就是司马相如在步入仕途之前曾经执教的地方。汉代的成都石室，又称文学精舍讲堂，与文庙相邻，以后一直是历代府学所在，也就是今石室中学的前身，前后延续了两千多年，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创办时间最长的一所学堂。我国许多著名的历史文化古都，如西安、洛阳、南京、开封等，都是古代学子云集之地，可是随着历史岁月的变迁，千年以前的古老学堂皆已湮没无存，成都文翁石室迄今却依然在发挥着培养人才的作用，这也足以称为中华教育史上的千古佳话了。

文翁是继李冰之后在蜀地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一位杰出郡守，因而深受蜀人敬仰。李冰去世后，蜀人为他建了大墓，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九说：什邡的“章山后崖有大冢，碑云：秦李冰葬所”。又引《开山记》说：“什邡公墓化上有升仙台，为李冰飞升之处。”又引《古蜀记》中的说法，认为“李冰功配夏后，升仙在后成化，藏衣冠于章山冢中”矣。蜀人将李冰修建都江堰的功劳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特地在都江堰附近为李冰修建了祠庙，每年都要举行祭祀活动来纪念他。文翁为蜀地的教育事业与经济发展鞠躬尽瘁，他在蜀地因病去世后，蜀中的父老乡亲也特地为他建立了祠堂，每年也要举行祭祀活动以表达缅怀与纪念。顾颉刚先生称赞文翁在蜀地推行教育和文化的贡献说：“于是文教大行，蜀郡青年到京城里读书的数目不比齐、鲁少了。武帝看他的教育行政办得这样好，便命天下郡国都模仿他立起学堂，所以后来各地都有文庙和学宫。文翁死于蜀，蜀人替他造了祠堂作纪念，和那位大兴水利的李冰同样致敬。到现在，已经两千多年了，谁提起四川的好官，谁都会想起这两位贤太守来。”天府之国由于拥有了李冰和文翁这两位客居于此的杰出人物，是多么荣幸！蜀人每年持续不断的祭祀活动，就由衷地表达了对他们的缅怀与崇敬之情。

从汉代开始，随着文运的勃兴，蜀地涌现了很多才华横溢的文人学者。司马相如撰写的大赋，辞藻华美，气势宏大，获得汉武帝的赞扬，产生了轰动效应，当时的文人才子们都竞相仿效，由此推动了汉赋的兴盛。司马相如成了蜀中文人学习的榜样，之后的王褒、严遵、扬雄等人，都是写文章的好手。蜀地堪称人才辈出，群星闪耀，在汉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绚丽多彩的篇章，对后世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常璩自幼就熟读了蜀中前辈文豪的著述文章，对他们产生了崇敬之情。常璩后来在《华阳国志》中专门为蜀中先贤立传，对前辈文豪赞扬有加，就真实地表达了他发自内心的敬佩与推崇。

与繁荣的文学景观相呼应的，则是蜀地史学的兴盛。蜀人好治史，特别好治地方史，亦是汉代以来蜀地文人中的一个重要传统。西汉时期，扬雄撰有《蜀王本纪》，严君平撰有《蜀本纪》，可能还有许多蜀人也撰有这方面的著述，惜多已不存。东汉时期，成都人杨终撰有《春秋外传》，郫人何英撰有《汉德春秋》，雒人李尤与人合撰了《东观汉记》，等等，也大都失传。以上是文献史料记载透露的信息，由此可知蜀人治史的传统及对地方史的重视，在蜀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浓郁的风气。

蜀汉时期，蜀地史学十分活跃，谯周是这个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他先后撰写了《后汉记》《古史考》《蜀本纪》《巴蜀异物志》《益州志》《三巴记》等大量史学著作，对当时和后世治史者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谯周是西充人，自幼好学，熟读诸子文章并精研六经，对天文与史学都有深入的研究。谯周很有学问，名声在外，但口才一般，穿着不修边幅，不善于与人辩论，却很有见识，擅长写作。出仕蜀汉时，诸葛亮任命他为劝学从事，蒋琬任命他为典学从事，总管益州的学者，后主拜他为太子的老师。在魏国派邓艾从阴平小道攻入蜀地兵临成都之际，后主听从了谯周的献策而投降了魏国。三国归晋之后，谯周被征召至洛阳，后来因病去世。谯周著述颇丰，据《三国志·蜀书》记载，他撰有“《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书）之属百余篇”。其中史学著述数量众多，对蜀中文人影响较大，弘扬了蜀地自西汉以来好学的传统，促进了重视地方风土民俗与历史地理的风气。谯周除了著书立说，还招收了一些弟子，向他们传授做学问的方法，其中有些弟子后来也成了蜀中的著名学者。

秦宓也是蜀汉时期一位博古通今的人才，在刘焉、刘璋时就出仕了，蜀汉时曾任长水校尉等。秦宓在史学方面很有造诣，曾发表过一些很有见识的高论，如与广汉太守夏侯纂谈论益州的优劣时，秦宓说蜀有汶阜之山为江水的源头，禹生石纽乃汶山郡人，疏江决河为民除害功冠华夏，三皇出谷口即今之斜谷，“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论之，何若于天下乎？于是纂逡巡无以复答”。秦宓认为巴蜀的历史文化早于天下，以此抗衡中原，可谓独树一帜，他的学术思想对蜀中学者影响很大。《三国志·蜀书》记载，秦宓是谯周之师，谯周“少时数往咨访，纪录其言于《春秋然否论》，文多故不载”。可惜秦宓撰写的著述都失传了，谯周记录的访谈也散佚了。但从谯周撰写的其他著述可知，谯周在史学方面师承了秦宓，很多学术见解都与秦宓一脉相承。

与秦宓同时代的，有从河南新野入蜀的来敏，他撰有《蜀本论》，记述了古蜀时候的蜀王事迹，可惜此书也散失了。传世的《水经注》中引用过两条记录，记述了望帝与鳖灵的故事以及石牛便金的传说，与扬雄《蜀王本纪》大同小异。

陈寿是谯周的弟子，在史学方面造诣很高，阅读极多，用功甚深。谯周写过《益州志》，陈寿撰写了《益部耆旧传》十篇。晋初，陈寿撰写了《蜀书》，记载了东汉末年刘璋、刘焉二牧以及蜀汉先主、后主君臣史事。后来陈寿做了晋朝的著作郎，“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又著《古国志》五十篇，品藻典雅”。陈寿还将诸葛亮的故事集为二十四篇，还撰写了其他一些著述。

常璩的从祖常宽撰有《蜀后志》《后贤传》《梁益篇》等，记载了晋武帝时蜀中官吏之事，还写有《典言》五篇，并“著述诗、赋、论、议二十余篇”。从常宽的著书立说，可知常氏家族有读书好学的家风与治史的传统。常璩生于“文献故家”，自幼就受到了这种家风与传统的熏陶，并得其从祖常宽《易》学、史学之真传，这对他的成长显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自汉代以来蜀地文化的繁荣与史学领域的活跃，这对常璩的影响很大，给了他丰富的文化滋养，使他成为一位很有学养与见识的文人。正是常璩的勤奋好学和博览群书，丰富了他的学识，其学问逐渐进入比较全面和深厚的境界，从而为他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写作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