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背景（3）

其实扬雄的这个说法还是有疑问的，孔子《论语·述而》有关于彭祖的记述，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是个人名，历来有不同说法，有认为是指老子与彭祖两人的，有认为是指殷商时的贤大夫彭祖的，孔子以其自比，称“我老彭”，充分表示了孔子对这个人的亲切感。关于彭祖，《世本》中有“在商为守藏吏，在周为柱下史，寿八百岁”之说。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也提到了“彭祖”，与大禹、后稷等人“自尧时而皆举用”，正义曰“彭祖自尧时举用，历夏、殷封于大彭”；《史记·楚世家》也记述了彭祖。《大戴礼记》卷九亦有“商老彭”之称，认为彭祖是殷朝的贤大夫。常璩读书很多，对这些史料记载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他在《华阳国志》卷十二中说：“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则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在近代研究古蜀与殷商历史的著名学者中，顾颉刚先生对此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老彭是蜀人而仕于商，可以推想蜀人在商朝做官的一定不止他一个。古代的史官是知识的总汇，不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应当都懂。蜀人而作王朝的史官，可见蜀中文化的高超。”《尚书·牧誓》与《古本竹书纪年》中都有蜀与彭参加武王伐纣的记载，学者们大都认为，这应该是鱼凫时代的事情，鱼凫王朝与西周王朝是同时期的友好邻邦，彭也是当时的大部族，所以蜀国和彭族才参与了周武王的军事行动。由此可见，古蜀与中原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密切的，这也说明了古蜀文化并不落后。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说，岷山之地不仅物产丰富，而且“其卦值坤，故多斑采文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在《诗》，文王之化，被乎江汉之域；秦豳同咏，故有夏声也”。这是说古蜀国很早就接受了文王之化，古蜀人擅长写斑采文章，而且擅长音乐。既然能写很多斑采文章，当然是有文字的。关于音乐，开明王朝末代蜀王就擅长谱写歌曲，曾为爱妃创作了《臾邪歌》与《龙归之曲》，据说还为秦国美女创作了《幽魄之曲》。这说明常璩的记述，表达了与扬雄不同的看法，通过宏观概述肯定了古蜀文化绚丽多彩的特点。

春秋时期有一位名叫苌弘的蜀人，担任过周室的史官，博学多才，也很有名。诸多传世文献对苌弘的事迹都有记载，譬如《左传》从昭公十一年到哀公三年就有很多关于苌弘为周大夫的记述。刘安《淮南子·汜论训》说：“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由此可知，苌弘是个才能超群的人，其主要职责是观测天象、推演历法、占卜凶吉，对周王室的出行起居、祭祀与战事等做出预测，并对天象变化、自然变迁等进行预报和解释。据《国语·周语》记述，周敬王迁都成周时，苌弘曾到晋国游说，促成了晋国率诸侯扩建成周：“敬王十年，刘文公与苌弘欲城周，为之告晋。魏献子为政，说苌弘而与之。将合诸侯。”这也说明了苌弘的能干以及对周室的忠心。这时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孔子于周敬王二年（前518年）来到成周，恭敬地拜访了苌弘，向苌弘求教韶乐与武乐之异同以及其他不解之处。苌弘精通乐理，对孔子给予了指教。对于这段史实，《史记》和《孔子家语》等皆有提及。司马迁《史记·乐书》记载孔子曾与宾牟贾讨论武乐：“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索隐说：“《大戴礼》云孔子适周，访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是也。”《孔子家语·观周》亦载：孔子“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韩愈《师说》中曾说：“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可见苌弘为孔子之师，已成为后来文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典故。苌弘忠于周室，却遭谗言与离间而被杀。《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就有“叔向之谗苌弘也……因佯遗其书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苌弘为卖周也，乃诛苌弘而杀之”的记述。《左传·哀公三年》也有“周人杀苌弘”的记载。《庄子·杂篇·外物》说：“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疏云：“苌弘遭谮，被放归蜀，自恨忠而遭谮，遂刳肠而死。蜀人感之，以匮盛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玉，乃精诚之至也。”晋人干宝《搜神记》亦说：“周灵王时，苌弘见杀。蜀人因藏其血，三年乃化而为碧。”成语“碧血化珠”“碧血丹心”即由此而来，这个典故曾被后人广泛引用，后来便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

关于苌弘为蜀人之说，也主要是由《庄子》的记载而来的，学者大都赞同此说，认为苌弘是“周灵王的贤臣，被放归蜀，刳肠而死”，或认为苌弘是“周王朝的贤大夫，相传流放巴蜀后被剖腹而死”。但也有认为《庄子·杂篇·外物》中说的“蜀”是“周时一个小邑。在今河南禹县西北。传说苌弘死后，血凝成块，状似碧玉”。这个说法比较独特，与众不同，为一家之言。在史籍的相关注引中，也有人指出并认为苌弘死后葬于洛阳，譬如《史记·封禅书》集解引《皇览》曰：“苌弘冢在河南洛阳东北山上。”《后汉书·郡国志》说洛阳周时号成周，注引《皇览》也说：“县东北山苌弘冢。”虽然关于苌弘之死与墓冢有不同说法，但苌弘是蜀人仍是公认的看法。

常璩对苌弘的故事也是熟悉的，在《华阳国志》卷十二有“周苌弘之血变成碧珠，杜宇之魄化为子鹃”的记述与质疑。蒙文通先生认为，可“知旧传蜀事，也就可能是《蜀王本纪》原有苌弘化碧之说”，又说“苌弘是历法家，他死于蜀，蜀地应该有他的学术传于后代”。刘琳先生认为，苌弘是春秋末周大夫，“关于苌弘的传说很多，大抵说他是蜀人，因忠于周室，为晋所不容，迫周杀之”。任乃强先生《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对有关苌弘的各种传说也做了梳理与分析，表示赞同《庄子·杂篇·外物》的说法，在前言中很明确地称苌弘为“蜀士”。在后来的一些地理志书中，都有关于苌弘为蜀人的记述。譬如《大明一统志·成都府·人物志》卷六十七就说：“苌弘，资中人，敬王时为大夫，孔子尝从之问乐。死而血碧，蜀人祀之。”曹学佺《蜀中广记》也做了相同记述：“苌弘，资中人。事刘文公，为其属，大夫孔子尝问乐焉”。《汉书·艺文志》中有“《苌弘》十五篇。周史”的记载，可惜早已散佚。总之，苌弘在春秋时期做周朝的史官，连孔子都要向博学多才的苌弘请教，这也说明当时蜀地的文化并不落后，才能出现苌弘这样的人物。

到了战国时代，开明王朝末代蜀王据有褒、汉之地，在褒谷狩猎时与秦惠王相遇，曾互赠礼品。之后，秦惠王相继赠送五头石牛、五位秦国美女给蜀王，蜀王派五丁力士去迎接，又派使者去秦致谢，扬雄《蜀王本纪》与常璩《华阳国志》对此都有记述。这里很自然涉及一个问题：蜀王与秦惠王互派使者的时候是否有书信交往？按常理推测，秦人有篆书，蜀人不仅有图语，很可能也是有文字的。彭祖与苌弘都做过史官，当然是要精通史料与各种书籍的，也说明蜀人应该有文字。但四川考古迄今尚未发现古蜀文字材料，因为缺少出土实证，古蜀时代究竟有没有文字，就成了一个令人疑惑的古蜀之谜。这确实令人困惑和费解，只有期待以后的考古发现来揭示古蜀文字真相了。尽管有许多未解之谜，秦并巴蜀之后，蜀人便开始使用统一的文字，接受了来自黄河流域的诸子百家的思想，并使之与古蜀的传统文化习俗相互融合，则是肯定的。这对蜀地文化的发展以及秦汉之际蜀中文人的大量涌现显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总之，灿烂的古蜀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秦并巴蜀为蜀地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两者，对汉晋时期蜀地的文人学者都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