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背景（1）

常璩自幼对历史怀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对巴蜀地区的历史地理情有独钟。常璩良好的史学素养，不仅得益于常氏家族的教育培养，也与环境熏陶有很大的关系。

自秦汉以来，蜀地的文人学者便有治史的传统。关注历史、探讨历史、撰写历史地理著述，在蜀地有很浓的风气。蜀人好学，尤其好书，这些著述也就传抄流传开来，成为蜀中学子的常见读物，有的还传播到了中原与荆楚等地。常璩博览群书，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著述，这对他自然而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长江和黄河都是中华文化的摇篮。早在一万多年前，四川盆地就已经是“资阳人”活动栖息的场所。而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夏商时期，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与中原文明同样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考古发现的宝墩文化多座古城遗址以及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对此就是很好的印证。古蜀历史由于缺少文字记载，又由于古蜀文明的突然湮没，而留下了许多神奇迷人的传说，也留下了很多难解之谜。但古蜀国并非子虚乌有，而是真实存在的，在蜀地就流传着大量的关于古蜀早期历史的传说。汉代文人学者的辞赋与著述中便收集和记载了很多古蜀的早期传说。譬如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就记述了黄帝与蜀山氏联姻的故事。当时蜀中的文豪司马相如、高人严君平、学者扬雄等人，都搜集和记述过古蜀的早期历史。常璩《华阳国志·序志》说：“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略举其隅。”这段话就是说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谯周等人，都搜集过蜀地的奇闻逸事与民间传说，并加以整理撰写成书。

据传，司马相如、严君平写过《蜀本纪》，而最著名的就是扬雄撰写的《蜀王本纪》。汉代还有许多蜀人撰有这方面的著述，惜多已不存。譬如东汉成都人杨终所撰《春秋外传》十二卷，郫人何英所撰《汉德春秋》十五卷，雒人李尤与人合撰的《东观汉记》，等等。蜀汉时期，蜀地史学兴盛，谯周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他先后撰写了《后汉记》《古史考》《蜀本纪》《巴蜀异物志》《益州志》《三巴记》等大量史学著作，对当时和后世治史者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谯周的得意弟子陈寿，撰写了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三国志》完整地记述了东汉末到西晋初近百年间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被称为“前四史”之一，更是影响巨大。常璩自幼好学不倦，广为博览，对这些蜀中先贤的史学著述都是很熟悉的，也激发了他对古蜀历史的关注与深入探究的浓厚兴趣。在蜀中先贤的众多著述中，对常璩影响最大的，仍然要数扬雄撰写的《蜀王本纪》。

古蜀历史上，有关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的记载，通常认为是古蜀国的五个王朝。扬雄《蜀王本纪》就记载了古蜀国的诸多传说，这些记载虽然简略，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史籍，为了解和探讨古蜀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扬雄《蜀王本纪》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又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于湔。时蜀民稀少。”细读这些文字，可知扬雄关于古蜀的记述，传说的色彩比较浓郁，并掺杂了巴蜀地区的神话与仙话的成分，但也透露了早期古蜀王朝的兴衰更替，曾相继经历了蚕丛建国、柏灌继位、鱼凫兴邦的故事。

关于扬雄撰写《蜀王本纪》，虽然《汉书·扬雄传》中没有提到此事，但在汉晋之后的文人著述中，《蜀王本纪》已被经常引用，皆称扬雄所作，并无异辞。譬如东汉张衡撰写《思玄赋》中有“鳖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禅而引世”，《后汉书·张衡列传》记录了此文，唐李贤等注就引用了“扬雄《蜀王本纪》曰‘荆人鳖令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杜宇号望帝，自以德不如鳖令，以其国禅之，号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文选》卷十五亦收录了张衡《思玄赋》，唐李善注此句，也引用了“《蜀王本纪》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积百余岁。荆地有一死人，名鳖令，其尸亡，随江水上至郫，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令为相，以德薄不及鳖令，乃委国授之而去”。李贤与李善的注，引用的文字略有差异，应是转述原文，由此可知扬雄《蜀王本纪》是当时诸多文人学者相当熟悉的一部著作。

左思撰写《蜀都赋》称“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文选》卷四收录了左思的《蜀都赋》，刘逵注曰“扬雄《蜀王本纪》曰：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故曰兆基于上代也。秦惠王讨灭蜀王，封公子通为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张若与张仪筑成都城。其后置蜀郡，以李冰为守”。这些都显示了扬雄《蜀王本纪》在汉晋时期的影响。

扬雄学识渊博，擅长辞赋，是汉代著名的文学家，在史学方面也有所涉猎，是文史兼通的杰出学者，曾得到后来学者的评述与称赞。东汉王充《论衡·须颂篇》就说：“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称“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李贤等注曰“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亦载：“《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东汉初“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另撰史以代之。后来班固撰写了《汉书》，取代了扬雄等人的撰续之作，故而其书无传。

扬雄撰写的汉代历史之书，虽然被取代而失传了，但他涉猎史学应该是确有其事的。扬雄曾撰《方言》，研究过蜀地的民俗，又撰写过《蜀都赋》，熟悉蜀地的地理历史，对蜀地流传的古蜀逸闻加以搜集并撰写成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北宋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九《扬雄别传》亦曰“雄在蜀时尝著《蜀王本纪》《蜀郡赋》，以极其山川地里人物之实。又尝录宣帝以至哀平纪传皆备，其后班固因之”，说的便正是这种情况。由于原书流传亡佚，被人传抄引用，掺和了异闻，我们今天看到的扬雄《蜀王本纪》已是后人的辑本。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曾有学者对《蜀王本纪》提出过疑问，徐中舒先生就曾置疑《蜀王本纪》的作者与年代，认为“《蜀王本纪》初名《蜀本纪》，或省称《蜀纪》……只是杂记蜀事之书，除记述有关蜀王事迹以外，还杂记与蜀王无关之事……荟萃成书，当在刘焉、刘备相继统治益州之时”，他还认为“《蜀本纪》或《蜀王本纪》的作者是蜀汉时代的谯周而不是西汉末年的扬雄”。但有学者指出，《蜀王本纪》记载的时间上限是蚕丛鱼凫的上古时期，下限是西汉宣帝时期，可见《蜀王本纪》成书于西汉时期，且《蜀王本纪》的内容与扬雄受神仙道家思想影响相契合，加之众多的文人史籍中引用此书皆称扬雄《蜀王本纪》，足以证明《蜀王本纪》是扬雄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