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宝生（3）

敢为人先：集体的家底越来越厚

1978年以前，嘉鱼县官桥八队的农民从早忙到晚，就是摆脱不掉一个字“穷”。那时生产小队里人均年收入不足50元。每年青黄不接的日子要吃国家的返销粮，家家住的是土砖房。

“吃糠粑，穿破袄，栽稻秧，收谷草……”“住的是土砖房，吃的是返销粮，一天工值九分钱，上山打柴换油盐。”当年，官桥八队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队长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组来了一茬又一茬，就是解不开一个穷疙瘩。一位村民对我们回忆说：“以前，我们这些种田的，一年四季起早贪黑地在田里干活，活没少干，苦没少吃，但总是搞不饱肚子，甚至家里用的油盐，都得靠偷偷摸摸到山上砍点柴来换。家里养的两只老母鸡，也巴不得每天在鸡屁股抠两个蛋来补贴家用。”

在嘉鱼县化肥厂工作的周宝生，人在城里，心在村里，对生产队的现状十分不满。他曾建议当生产队队长的父亲改变吃大锅饭的做法，却被父亲顶了回来。父亲说：“你没当这个家，知道有多难？换了你，能干成我这样就不错了。”周宝生的拧劲儿上来了，他说：“我就不信我干不好。只要乡亲们信得过，第一年我就让大家吃饱饭。”

这年春节前夕，化肥厂里一名工人家中有事，上班迟到了。车间主任生气地说：“再这样，就罚你回农村去！”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周宝生的心。

1979年，26岁的周宝生毅然放弃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尽管父亲一再劝说：“伢，好歹在城里工作一个月有36斤粮，可以吃饱肚子哩！”倔强的周宝生说：“我就不信农村永远穷！”凭着这种不服输、不甘平庸的劲头，周宝生被选为官桥八队队长，现场掌声阵阵。周宝生激动地说：“生产队长算不上什么官，但我知道，职务意味着责任，掌声意味着期望。我决不辜负父老乡亲们的期望，我就不信农民干不出大事，农村没有出路！”

上任伊始，周宝生就立下了“要让农村变个样，要让八队人过上好日子”的坚定信念和人生目标。他不想走父辈们的老路，上任没几天，看到安徽凤阳联产承包的报道，便在地方率先提出把田地按好坏分类定产，承包给各家各户经营。驻队干部对他的搞法不理解，怕担风险、犯错误，责令他将田地收回：“谁叫你这么干的？简直是无法无天！”

血气方刚的周宝生理直气壮地回应驻队干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号召我们实事求是么？联产承包经营有利于我们农民增产增收，人家安徽在搞，我们为什么搞不得？”他顶住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最终把田地分到各户，并掷地有声地说：“交足公粮，其余都是自己的。”

吃够了大锅饭苦头的人们，迸发出多年积蓄的能量，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当年的粮食产量达到35万斤，比历史上的最好年份足足多出了10万多斤。乡亲们个个笑逐颜开，他们终于可以一日三餐吃白米饭了。抚今追昔，周宝生说：“要发展，没有一点敢为人先、敢闯敢干的精神是不行的。”

粮食生产的连年丰收并没有使周宝生感到满足。1981年，周宝生这位出了名的“周大胆”又一次力排众议，拿着一份农民可以经商的红头文件，带着一帮农民“洗脚上田”，在官桥镇上租了3间房子，开办了小卖部、熟食店和冰棒厂，一年下来，净赚7000元。乡亲们第一次看到大把的票子，都喜出望外，指望着商店、冰棒厂有更大的发展。这时，周宝生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店不开了，回去开矿、办厂。

生产小队里的群众一时想不通，有的人当面指责周宝生是在“瞎闹”“歪掰”，说他是“五马换六羊，生意做不长”。

周宝生连续几次召开群众大会，对大伙说：“官桥镇地方小，销量有限，加上我们开店后其他小店跟着来了，像这样‘五马共槽’，才真正是生意做不长哩。我们村的狗头山下有煤炭，不如趁早转舵，回去开矿。”

在不被群众理解的情况下，周宝生四处跑批复，办执照。文件下来后，又挨家挨户组织劳力挖煤。他拿出家中仅有的6000元积蓄，在村民代表会上敞开心窝子：“煤要挖，厂要办，赚了钱是公家的，赔了本算我私人的。”一席朴实的话，坚定了大伙发展工副业的信心。开煤窑的日子，他带头下煤井，一次井架倒下，险些丢命。他连续在砖瓦厂工地奋战120多个日日夜夜，使20多个门的轮窑仅4个月就建成了，当年投产，当年受益。

办煤矿不仅为八队群众带来了200多万元的收入，还为生产小队积累了100多万元的资本。此后，周宝生一鼓作气，趁势而上，率领八队群众用“滚雪球”的办法陆续办起了铸造厂、钉丝厂、手套厂、家具厂、沙发厂、金属结构厂等10多家工业企业，每年利润都在100万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