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3）

“温三农”这样炼成

2004年元旦，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2003 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会上动情地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而温铁军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站在一旁的温铁军沉稳中透出几分腼腆，很诚挚地表白：“我不敢称自己是农民的代言人，党才是。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而已。”吴敬琏说：“农民很多，但是真正关注农民的人不是很多，替农民说话的人也不是很多。”

初中没毕业，温铁军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才十五六岁，在人大学校的院子，见识了武斗，自己也被攻击过。现在我为什么求稳、怕激进？就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经历过这些事情。”

接着就是上山下乡，那时候温铁军才十六七岁，被安排到山西汾阳插队。“上山下乡是上面安排的。下乡的时候，工宣队让我当知青队长，我当知青队长就强调按照上级的部署去做，可是另外一些带队的‘插友’认为我这一套不行，当时就给我扣了一些比如‘路线错误’的帽子。”温铁军说，有一次，带队进山搞副业，“想给大家搞点活钱，因为穷嘛。结果人还没有出发，那边的批斗会已经准备好了，批斗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批斗会正在进行的时候，当地的大队干部觉得那样不合适，就把我给保了。从那以后我就完全跟当地的农民们在一起了”。

有一年，温铁军回家探亲时碰到一个同学，这位同学问他：“咱们一块当兵去，你去不去？”温铁军当时也没多想，就说：“去呗。”就这样去了。温铁军这样回忆那段生活：“当兵之后，也无非是做个好战士、学好技术之类的生活，反正就是做一个认真做事、老老实实听话的人。当完兵后又当了三年工人。我就这样在社会的底层滚爬，滚了一身泥巴，我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出身的小知识分子，至少，我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士兵、工人。”11年的工农兵经历形成了他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角度，也培养了对农民的感情。

1979年温铁军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是新闻，却最终选择了研究“三农”问题。也许是受新闻专业的熏陶，温铁军一向注重社会调查，注重“用事实说话”。毕业后不久，1985年他发起并组织了首批记者团，驾摩托车沿黄河考察8省40多个市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说到“温三农”这个绰号的由来，温铁军说：“不太认同。这是舆论界的炒作。‘三农’是千千万万从事农村调研工作者的总结，不是我的独创。说有什么情结有点太过了，只不过是我们这代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这代人责任感比较强。”说完，温铁军感叹自己“得之于认真，失之于认真”。这种复杂的心理，一般人或许难以体会，但身为局内人的温铁军自有一番品味。

至今，温铁军难忘两位恩师在学术上给自己的影响，一位是自己的博士导师杜润生，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20世纪80年代，我在杜润生老先生门下做农村调研。我私下有一个想法，不图别的，就图跟他学，图给他当一位研究生。如果你想跟他汇报什么问题，你可以推门而进，不用通过秘书汇报什么的。但是，他所问的东西，第一个涉及你这次调查是否到村到户，迫使你想跟他谈问题之前，一定要把基层弄清楚。他问你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深入地问，问你调查的情况。”温铁军庆幸自己碰到了一位好导师，一生受之不尽。“杜老先生能博采众长，多方面的意见他都能听。除听老同志的意见，还特别注重听取年轻同志的意见，在各种政策讨论的场合总是不忘给从基层调研回来的年轻人交流的机会。”

温铁军说，自己是1985年调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直到2000年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任职，有15年是在杜润生指导下从事农村研究工作。“杜老不但兼容并包，更可贵的是其高屋建瓴的统帅气概。他历来注重宏观与微观结合，长远发展和现实问题结合，做有张有弛的战略布局和政策储备。20世纪80年代初期五个‘一号文件’之所以有口皆碑，不仅因为发动了相当于第二次土改的‘大包干’，解放了农民第一生产力，造成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改革突破，更在于在‘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之际创造出农村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奇迹。当人们都把农村改革归为‘一包就灵’的时候，要求‘包字进城’，推行国企的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同时还有奖金上不封顶政策，调动工人积极性，但并没有明显效果。城市利益结构复杂，大大滞后于农村改革，导致农村多元化的经济总体竞争力强于城市工业。中央农研室1986年提出农村改革不应该‘一个文件一声号令全国齐步走’，而要‘分区突破，分散风险’，随之主动停止了‘一号文件’。1987年的农村工作文件按照时间顺序排为‘五号’，其中就强调了‘分区试验’的农村新政。这个制度创新可与20世纪初期的乡村建设试验做历史比较。当1984年家庭承包在全国推行之后，杜老就指出恢复高度分散的农户经济并不是农村改革的目的，还是要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所以，他主张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合作社经济，不论是专业合作、信用合作，还是社区综合性的合作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