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5）

尽管当时的工作条件和环境比较艰苦，但李培林认为那一段经历对自己此后的学术道路影响很大。他说：“中国的县级单位是相对完整的社会，是国家大社会的缩影，对县一级社会的解剖，是了解国家大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基点。要真正做到调查的实事求是，是很辛苦的事，也是很有意义的事。”对于改革以来农民生活水平变化的评价，当时通常是以“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来衡量，但李培林在调查中发现，这一指标是适应农村生产责任制而产生的，把它与改革前公社体制下“人均分配收入”进行比较时，尽管二者在形式上基本一致，都是总收入扣除经营费用、国家税收、集体提留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后与参与分配人口的比值，但“人均分配收入”没有包括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收入，而“人均纯收入”实际上有一部分要用来上缴集体提留以外的“乱收费”项目，此外计算收入时农产品实物的折价标准由于国家收购牌价的变化而调高了。在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李培林测算的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988年比1978年增长了三倍多。对于这一结果，李培林又通过对农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食品结构的分析进行了旁证，而此前的多数文章和调查材料都认为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988年比1978年增长了十多倍。李培林说：“没有细致费力的调查和测算，就无法掌握这种差异，而仅凭省力的统计数据的比较，在学术上就有很大的风险。”当年入户访谈与不善于簿记的农户一起计算着货币和实物的收入，为了一个数据的真实性执着地与统计部门争得面红耳赤，这一个个情景时时浮现在李培林脑海中。

在鲁西北这一年的蹲点调查是耗时费力的，但李培林从中获益匪浅：“从那以后，我在使用统计数据进行宏观分析时都非常谨慎，力求弄清楚每一个数据的口径、来源、可比性和可靠性。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进行过很多细致的调查，但往往容易为了证明某种理念而丧失了学术上的实事求是，真正的学术应当是社会的良心。”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尽管从扩大自主权到资产重组，国有企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但效益状况很长一个阶段并没有根本好转。国有企业的研究，似乎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李培林一直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国有企业的调查研究。1996年，他组织了对全国10个城市500多家企业的问卷调查。面对上千万的调查数据，李培林心里却一直发怵，从纯粹学术的角度说，这么丰富的资料和数据，可以写出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但如果这些数据本身有问题的话，根据这些数据所做的分析结果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呢？于是，李培林决心和课题组一起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个案访谈调查。

1997年秋，李培林一行前往东北调查。那里有世界上少有的肥沃的黑土地，风调雨顺的气候条件甚至省去了人工灌溉系统，那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才储备。望着路旁一望无际的庄稼，李培林少了几分对于人多地少的忧虑，但又多了几分靠粮食作物如何致富的深思。李培林一行调查了很多家拥有数万职工的大型国有企业和军工企业，这些企业由于是资源开发型的或基于当初战略上的考虑，有些设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有的甚至在少有人烟的山区，要花很多时间乘车前往。听说是从北京来搞调查的，企业和工人对他们显示出极大的热情，介绍和陪同他们来的省劳动部门干部对他们说，“很多企业都拖欠了一年多职工工资了，职工情绪很大，因一时难以解决，他们都不敢来”。李培林一行人对各个层次的职工进行了个别访谈，有时一个职工就谈五六个小时。李培林常常不忍打断他们滔滔不绝的谈话，因为他们似乎有太多的事情要诉说，尽管他们知道这些研究人员无法给他们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但有人倾听他们的呼声似乎就是给他们的安慰。“他们很多人当年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为了建立共和国的工业体系，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下，‘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一天，一家企业的厂长对李培林说，他是为了让该企业加强领导和扭亏为盈，从一家城市里经营状况好的企业调来的，但该企业产品缺乏市场，转产需要时间和资金，企业又在山区，没有“社会”，企业自己要“办社会”，负责职工的孩子入托、子女上学、家属就业，以及生老病亡、日常生活……再有本事的厂长，也会被这些事务和由此产生的成本拖垮的。李培林想：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很多传统产业必然地走向萎缩了，但如何在改革的过程中进行利益的整合，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确立社会公正，如何对历史的欠账进行补偿，的确关系到改革中人心的向背。

这次调查，使李培林确立了对国有企业“社会成本”进行数量分析的重点。问卷调查中对国有企业养老、医疗、住房、福利以及各种福利设施的调查恰好派上用场，他用数量测算的结果来佐证企业个案访谈的结论。所谓企业的“社会成本”，就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成本以外的不得不承担的成本，这种成本直接冲销了企业的利润，但改由国家或社会承担尚缺乏必要的过渡条件。然而，没有对“社会成本”的清晰测算，就没有关于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的真实信息和正确评价，也就难以做出对特定的企业是否应当补偿以及补偿多少、如何补偿的决策，也无法判断企业的亏损是否真是由于“社会成本”所致。李培林说：“我的研究，对于解决国有企业的具体问题，也许根本算不上杯水车薪，但有那么多研究人员，如果对这样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缺乏研究，这只能是学术本身的悲哀。调查研究人员最大的良心上的不安，是面对众多被调查者对你的期望，你的调研结果实际上可能对他们毫无助益。”从东北调查回来，为了平息这种不安，李培林赶写了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和解决问题的建议，“但我也知道，能够起实际作用的可能性十分渺茫。我从内心中惦念着，这些过去的创业者如何度过那个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