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4）

做学问要耐得住枯燥与寂寞

高中毕业后，李培林当兵服役过几年。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会全召开，恢复了邓小平同志的职务。邓小平复出后将教育整顿作为突破口，拍板决定恢复高考。恢复高考的消息太出乎李培林的意料了，半信半疑的他还专门跑到有关部门去查证消息。

恢复高考的消息让李培林这样早就有志于跨进高等学府的人欢呼雀跃，他马上进入临战状态。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全国有570万青年报名参加高考，而当年招生计划只有20余万。

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77级学生，作为恢复高考之后首批被录取的大学生，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他们是绝处逢生的苦命儿，是坎坷人生路上的幸运儿，是一群与众不同的知识青年。李培林姐弟仨就在当年20余万幸运儿之列。当时，李培林的哥哥报考了山东工学院，李培林与姐姐报考的是文科，且起初都填报了山东大学哲学系。“当年，学哲学十分热，哲学被视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皇冠，经济学专业还没有热起来。由于哲学就招收一个班，学校就建议姐弟别在一个专业。那时，父亲对姐姐说，哲学史上好像还没有出现过什么女哲学家，你还是学经济学吧！”李培林后来如愿进入山东大学哲学系学习。

大学毕业后，李培林考上统考的公派出国留学生，起初拟派往美国，后因名额问题改派往法国。于是，他到北京语言学院出国培训部进行了一年多的法语强化训练，“每天早晨6点起来背单词，晚上躺在床上听录音直到入睡”。

1983年，李培林终于到了过去通过巴尔扎克和雨果的小说了解的法国，并在读完硕士后进入坐落在巴黎拉丁区塞纳河畔的巴黎第一大学。望着巴黎塞纳河的潺潺流水和富人区华丽住宅上面的亭子间，李培林不禁想起巴尔扎克小说中描写的外省小人物到巴黎后不择手段地挤入上流社会的奋斗过程。

“第一学年下来省下了一些钱，就和同学结伴而行，买欧洲学生暑期旅游通票，背着睡袋游遍欧洲的主要城市，据说我们是第一批这样游历欧洲的中国大陆学生，到哪儿都被当作日本人。”旅游归来后，李培林兴致勃勃地给导师谈一路趣闻，导师却沉着脸甩给他一份长达几页纸的读书书目。回去细看，李培林的心瞬间凉了下来，所列的书目都是老掉牙的古典著作，“当时想学习最时髦的理论和最新潮的思想，心想读这些书还用不远万里跑到国外？”

此后，李培林曾多次试着和导师讨论一些最新发表的新奇理论，以便炫耀自己阅读的广泛和对前沿问题的跟踪。没想到没有一本书逃出导师的阅读视野，他的知识面之广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最后还是扔过来那句老话，回去读经典，要耐得住枯燥。李培林多想让导师更多地带自己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更多地去探访那些大公司和机构，更多地参加学者的聚会和沙龙，但导师似乎最卖力的就是开书单。有时读起来实在是味同嚼蜡，但李培林也只好硬着头皮读，读书笔记就做了十几厚本。李培林曾想，西方的导师也没有什么治学的诀窍，无非是耐得住枯燥而已。“这耐得住枯燥来读书，参加工作后才让我感到终身受用无穷，因为以后忙着进行课题研究，忙着进行实地调查，忙着整理数据和资料，忙着著述写文章，还忙着各种科研、教学和外事的行政事务，再也没有这么集中的时间安静地读书。倒是我的博士生在读书上不断鞭策着我，看到他们捧着自己的博士论文就像捧着自己新生的婴儿，我也分享一份他们耐得住枯燥的喜悦。”

深入实际蹲点调研了解国情

1988年，获得巴黎第一大学博士学位的李培林，回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从此，他再也没有“流动”一下。

刚回国的时候，李培林正赶上社科院组织的全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于是，他参与了一个课题组，到山东陵县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研究。从繁华喧闹的巴黎，一下子深入一个到处是盐碱地和沙土地的农业县，一时间李培林的心理还难以接受。“这个县曾长期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资助的一个调查和观察点，我们住在观察点长期租用的县政府招待所的一排平房里，屋子里有很多过去来过的调查人员留下的旧书刊，甚至还有一张乒乓球台。我们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县政府各个部门和村里去搞调查。”

刚去的时候正赶上冬天，平房没有暖气，靠烧煤取暖，李培林这些在城市暖气房子里住惯了的人，最怕的就是晚上封煤炉，往往十有八九会封灭，第二天重新生火，一个个被烟熏火呛得直流眼泪。李培林说，最惬意的时候，是外面狂风呼啸雨雪交加，户外的一切活动似乎都停止了，屋里的炉火因气压升高而被烟囱抽得特旺，连炉子也烧红了，这时躺在被窝里，沏上一杯碧螺春，翻着久违了的闲书，心不在焉地听着录音机里传来的《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