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崇台（2）

1944年底，谭崇台实现了走出四川盆地、到外地去求学的愿望，和陈观烈、陈文蔚等中国留学生踏上了赴美求学的旅程。他们先从重庆飞抵昆明，傍晚乘美军运输机在夜色的掩护下经过“驼峰航线”到达印度，再乘船经澳大利亚、新西兰抵达美国西海岸，历时42天。据谭崇台回忆，每一段路程都有生命危险。用他的话来说，那时候就是命悬一线。

到哈佛大学后，谭崇台和陈观烈、陈文蔚等专业相同、经历相似、性情相投的中国留学生同吃、同住、同行，形影不离，一时间被誉为“哈佛三剑客”。谭崇台还记得他们当年在查理河边芳草地上月夜漫步、谈古论今、切磋砥砺的情景。“多情查理河边月，年年犹忆三人行”的诗句，就是他对当年友谊的追忆。

往事悠悠，求索如歌。“我在哈佛大学待了两年，给我的感觉就是哈佛大学的竞争十分激烈，时刻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在校期间，学校要求每个学生至少要完成4个学年课程的学习，并且要求学生的3门基础课程和1门专业课的考试成绩必须保持在B+以上。每一个哈佛研究生都会面临3道关卡：第一关，即基础和专业课的成绩必须保持在B+以上，这道关卡往往会淘汰一批人。第二关，即‘通考’，往往这一关是最难通过的。我参加‘通考’的时候有4位世界知名教授轮番提问，他们要求我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用英语做出回答。那次‘通考’历时两个多钟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三关，如果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还要参加论文答辩，虽然这是最后一关，但仍有一些学生在这一关被淘汰。因此，在哈佛大学读书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时刻都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你必须用功学习。”

1947年初，受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列昂惕夫、汉森的指导和教诲，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正处于鼎盛时期完成学业并取得硕士学位的谭崇台，到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任专门助理，做战后日本经济和赔偿问题的研究工作。在这里，他得心应手，先后撰写了《论日本赔偿问题》《“生产因素四分法”与革命》《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等论文，待遇也很优厚。然而，谭崇台深切地感受到，“江山信美非吾土”，作为华夏子孙，不如归国倾全力。谭崇台坦言：他1948年回国自然而然，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正像中小学生放学必须回家一样，作为在异域求知的学子回到祖国的怀抱，天经地义。

为此，年仅28岁的谭崇台谢绝了众多师友的挽留，回到了风雨飘摇的祖国，后受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回到“从未谋面”的地处珞珈山的母校武汉大学执教。“我清楚地记得是在1948年3月1日回到母校，之后就担任起副教授的职务。”

此时的国统区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谭崇台月薪是9000多万法币，但在市场上只能买到6瓶酱油，这使只带了两个铺盖卷来武大的谭崇台夫妇陷入了困境。就在这时候，儿子谭力文呱呱坠地，这让他们又喜又忧——他们拮据得连孩子出生的费用也支付不起。幸好收到复旦大学陈观烈教授的汇款，他们才脱离困境。

让谭崇台高兴的是，“当时的武汉大学是非常辉煌的，师资队伍异常壮大，有货币银行学专家杨端六先生、财政学专家刘炳麟先生、会计学专家戴铭巽先生等，周鲠生先生又招纳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张培刚先生、韩德培先生、吴于廑先生、吴纪先先生等学术界的精英。在这一批人的带领之下，学校的学术氛围和学习风气特别浓厚”。从此，他扎根珞珈山。这些知名学者一道辛勤耕耘，开拓进取，共同开创了中国经济学界的“珞珈学派”。当时的武大经济系，由于聚集了这样一批年龄最轻、知识最新、阵容齐整的师资队伍，学术水平也随之而跃居全国前列。

武汉解放前夕，谭崇台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1952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先后担任了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经济系副主任等职务。1957年后，谭崇台虽曾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念一如既往。

1980年，谭崇台赴美访问，一家电台的记者采访他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了解你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离美返国，你下这一决心时感到困难吗？几十年后的今天你有何想法？”谭崇台回答说：“我对美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情感。但是，我是中国人，应该回去给中国做点事情。当年我就是这样下了决心的，现在我也毫不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