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铿（4）

为国识数乐无穷

始终视自己为读书人的贺铿，从未想过会坐在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位置上。1995年，一纸调令使学者成为官员，从园丁成为公仆。“从学者到政府官员，我没有感觉到什么不适应，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感觉有一点可惜，有点失落感，但没有不适应。一个原因是，当统计局副局长虽然行政事务比较多，但跟业务没有分开；再一个就是，我当过系主任，当过院长，做过行政工作。因而，失落不失意。”到任后，除了专心熟悉组织上交给他分管的贸易、外经、国际统计和教育科研工作，以便尽快进入角色，贺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起草制定统计教育发展规划和纲要。

刚从学校出来的贺铿对当时我国统计教育的现状很是担忧。我国的统计教育在教学内容和教育思想上一直沿袭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从内容、手段和师资上均与市场经济体制不合拍。他组织制定的这个规划，影响和涉及全国131所设有统计专业的高校的课程设置和全国统计教材建设的总体发展方向，显现了良好的效果。“学者如果有行政方面的管理才能，做行政工作也未尝不可。因为搞经济建设，技术官员如果对技术一点不懂，会对工作有妨碍，有局限，甚至出现‘瞎指挥’与官僚主义，要么就做不了什么。”他举例说，在加拿大国家统计局，公务员中博士占了30，因统计工作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提到统计工作，贺铿侃侃而谈。他说：“统计工作绝不是抽象的报表，更不是各种报告中的点缀，它是国家和各级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统计成果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统计不仅是国家、各级政府和统计专业人员的事情，而且每一个国民都要具有统计概念和基本知识，离开统计，胸中无数，对于一个现代化国家是无法想象的。”采访时，他列举了这么一个实例。1989年我国经济一度出现负增长和物价涨幅很高并存的状况，政府调控经济的政策何去何从，人们众说纷纭，提出了种种解决办法。国家统计局通过对相关模型的研究，力排当时主张减缩的主流看法，向国务院提出适当增加投资的建议，此方案被国务院采纳。由于及时调整了调控力度，采取了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投资政策，使得经济在1990年健康回升，从而保证了国家预定经济目标的实现。接受采访时，他认为，我国当时的统计法不太完善，还有很多不全面的地方。他透露，已向国务院报送的《普查法》，涉及人口普查、农业普查与经济普查等普查工作，但愿能早一点出台，让普查工作规范化。

学者出身的贺铿不仅所分管司局工作井井有条，做得得心应手，同时科研成果丰硕。他认为，为官不应将自己陷于事务堆中，对经济发展的关注、对经济理论的研究会使自己在经济工作中看得更远、更准，胸中有数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他说：“中共中央几次在决议文件中都讲到既要重视定性的分析，也要重视定量的分析，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以后又提出重视软科学的研究，而经济计量学正是软科学中的重要内容。”

针对社会上部分群众对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存在置疑，贺铿说，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是统计工作的灵魂，准确的统计信息是各级领导机关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首先必须承认，任何一个国家的统计数字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精确的数字，因为社会情况非常复杂，更何况我国是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只能是一个相对准确的数字。另外，统计部门有一套自己的监控和推算办法，通过各种方法的推算和综合，最后得出较为准确的数据。”他坦言，一些地区和部门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做法确实造成了局部统计数据失实，但尚未造成全国性的宏观统计数据失实。在访谈中，他表现出对“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这种现象的痛恨。

贺铿利用自己在统计经济学方面的资源或这一领域所处的特殊位置，广泛开展国际交流活动。2000年5月，他赴美国交流国际比较工作的开展情况，同年11月赴曼谷参加亚太经社会统计年会；2001年10月，赴澳大利亚、新西兰考察国际比较项目，并邀请斯坦福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来华讲学；2002年2月，参加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33届会议并代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演讲，同月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部主任、国际知名统计学家卡森女士来华做学术交流……在他心目中，副业也是主业，为的都是发展祖国的统计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