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4）

晚年步入“第二学术黄金期”

在计划经济时代，研究咨询机构多是大学里设立的社科研究院所、各省市自治区成立的社科研究院所和党政机关内部设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它们大多偏重于纯学术、纯理论的研究，或者偏重于服务和服从于各级领导，具有明显的诠释领导讲话和诠释既定政策的色彩。其共同的局限性，就是长期以来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理论与实际严重脱离。1989年2月，在马洪的积极倡导和亲自组织下，综合开发研究院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当时他会同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明确提出以“民间性、自主性、开放性、公益性、综合性”为研究院的办院方针，从而实际上开始了我国咨询研究机构社会化、市场化的改革试点。

步入晚年，马洪这位权威的国情研究专家不服老，从南方特区到东北大地，从长江三角洲到西部草原，处处留下了他的身影。他调查的资料堆满了办公室，有人形容他是身背资料走四方的经济学怪杰。对此，马洪说：“我凭什么发言？我凭什么让人们相信我的发言？我必须走四方，然后九九归一！”马洪当时虽然年事已高，仍孜孜不倦地探索强国富民的真谛。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他的一些思考、观点和建议或许会被实践超越，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咨询工作的卓越贡献。

发展新经济谨防泡沫！这是马洪在深圳举行的“2001全球脑库论坛”上的提醒。他指出，在经济转轨时期，应当特别关注同新经济的某些特点相联系的泡沫经济现象。他说，泡沫经济现象在虚拟经济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马洪分析指出，在以欧美为中心的发达国家和亚洲主要国家的范围内，日本经济的竞争力已大幅度降低。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政府曾10次采取刺激措施，相继注入1万多亿美元，但一直未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回升。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二战”后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的经济强国，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当时建立了一套能够促进其经济发展的新体制和新机制。但是，这些制度没有随着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相应的改变，于是成为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阻力。马洪说：“泡沫经济在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普遍存在的，它在日本和东南亚的出现不过是较欧美略早了一些而已。这是新经济发展的一个副产品，颇值得世人警惕。要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就必须建立新体制新机制，并要有正确的政策支持。否则的话，世界经济是很难走上自律增长的轨道的。”

这位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认为，“新经济”的提法本身需要进一步讨论，但他并不否定新经济所具有的优势使其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力量。马洪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泡沫经济首当其冲，这场金融危机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旧有的经济结构以及相关的其他结构已经过时，必须对此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但这个改造的过程将是漫长而痛苦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2005年1月，第二届中国港口经济论坛在天津召开。马洪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他说，在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历史进程中，港口经济正日益显现出其旺盛的活力。“要积极探讨和研究如何增强中国港口经济整体推动力，提升港口经济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以及区港联动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在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对环渤海地区港口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区域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行总结。”他认为所有这些研讨内容必将深化港口经济的理论内涵，促进港口经济实践的协调发展，进而丰富中国经济社会以港口经济为载体的制度创新进程。从深化港口经济内涵、扩大港口经济实践和效益的角度，他认为还应当认真总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港口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言辞之中，饱含一腔兴国之情、报国之志。

从坚持和完善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党的十六大报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实践经验与政治智慧，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强调，要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马洪认为，这样的认识和表述，应当是我们讨论中国国企改革问题现实和理论的重要基础——尽管可能不是唯一重要的基础，而且不应对其予以形而上学和僵化封闭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