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2）

解放战争中，杜润生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了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后来，他投入淮海战役，参与领导所在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中共豫皖苏地区四地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在领导中南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杜润生提出了分阶段进行土改的主张，即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组织，再转入分配土地。他还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利于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贫苦农民的阶级基础上。

1950年初，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这一年，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37岁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两次被召到中南海，杜润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泽东得知杜润生是山西人后，说：“自古三晋之地，人才辈出，三皇五帝，建都、打仗在此发迹。八路军也是在山西壮大的。”毛泽东还指着杜润生说：“你们杜家出人才，历史上杜预、杜佑、杜甫等，有好几位姓杜的。”毛泽东这一番话，让杜润生感到一下子拉近了与主席的距离，消除了陌生感。接着，杜润生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南地区土地改革的打算。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杜润生将有关打算写成报告送中央研究室，毛泽东曾亲自批示。

杜润生回忆说：“通过两次会面，我感觉毛主席平易近人，很和气，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具有既坚持原则，又从善如流的大政治家风度。”“毛主席同意了我们一条意见，否定了我们的另一条意见。”

多年后杜润生反思土改，他说，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

杜润生在土改中的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润生被上调北京，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在他们向毛泽东报到时，毛泽东即明确交代，农村工作部的主要任务是推行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完成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还要求他们与农业、林业、水利和合作部门的党组建立经常的联系，代表党委对他们的工作加以具体指导，同时要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央制定“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依据。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期，按中央决议推进农民的互助合作，邓子恢和杜润生提出的一些意见，毛泽东开始也是接受和支持的。但后来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他们跟不上毛泽东决策的变化，和毛泽东出现分歧。主要表现在：第一，毛泽东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速度要快，他们则主张慢一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控制建社的数量；第二，在中南局土改结束以后，他们提过给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即“四大自由”，毛泽东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主张，缺乏清算；第三，关于合作社的形式，他们主张搞多样化，不要限于一个形式。所有这些，毛泽东都不接受，认为是右倾错误。

1955年7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子恢和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及中央主要领导人点名批评了邓子恢和杜润生。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分别做了检讨。

七届六中扩大会议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合作化”。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而邓子恢和杜润生却被“闲置”起来。几年以后，中央撤销了农村工作部。

被解除职务的杜润生本来要被放到基层，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惜才，将其留下。1956年，杜润生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在这里，他接触了许多科学家，把不同科学综合进了自己的农业发展思想中。其间，他主持起草过曾被誉为“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

“文化大革命”中，杜润生成为科学院第一批被打倒的人，开除党籍，撤销公职，而且扫地出门，被赶到一个破旧的小屋中暂住。尽管遭受严重折磨，但是他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有充分的信心，从不悲观失望，“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检查，一面作为旁观者不断反思，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这番经历给了杜润生静心博览群书、学习马列经典著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体察民情的机会，塑造了他此后参与和领导农村政策研究的风格。晚年，杜润生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评述中，反思自己最初赞同的理由和做过的讲话，并未因为后来经调查研究便不再“跟风”而文过饰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