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春景（1）

蝶恋花，原教坊曲名，后为词调名，本来名为《鹊踏枝》，宋晏殊因为南朝梁简文帝萧纲“翻阶蛱蝶恋花情”的诗句，将词牌改为《蝶恋花》。此调别名众多，包括《黄金缕》《卷珠帘》《明月生南浦》《细雨吹池沼》《凤栖梧》《一箩金》《鱼水同欢》和《转调蝶恋花》。

苏轼

【声律】

双调，六十字，上阕五句，下阕亦五句。

押仄声韵。上阕“小”“绕”“少”“草”押韵，押四仄韵；下阕“道”“笑”“悄”“恼”押韵，押四仄韵。

话说有一天，苏东坡问他的朋友：“我的词比柳永的词，何如？”

苏轼的朋友回答说：“柳郎中的词，要由十七八岁的妙龄女郎，手执红色檀牙拍板来唱‘晓风残月’；而你的词，要由关西大汉，手拿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这是宋人笔记《吹剑续录》里记载的故事，反映了人们对苏词和柳词的一种认识。也就是说，柳永属于典型的婉约派，风格柔美淫艳，他的词专供酒肆歌坊吟唱；而苏轼是典型的豪放派，铁骨铮铮，写的全是历史人生。

如果真的这样认为，就太武断了！从晚唐五代一直到北宋中期，花间派一直是词坛的主流。

柳永在花间派小令的基础上，创制了大量叙事的慢词，对于词这种文体的形式，有了很大的创新，但是内容上仍然以恋情、离愁和宴饮为主。

苏轼很少写这些靡靡之音，也没有用花间词的传统风格来限制自己；而是用怀古、说理、言志等写诗的方法，把自己的胸襟抱负写成词。

因此，苏轼的词，在内容上更加广博深刻、豪迈旷达。这就明显区别于柳永，把词推向了一个境界更高、格调更雅的方向。

这种方向性的选择，与苏轼从小养成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均位列“唐宋八大家”。《三字经》上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轼很幸运，到他该读书时，自号“老泉”的父亲苏洵，已经开始高强度地读书了，家里的藏书不仅越来越多，质量也非常高。

“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苏轼很喜欢贾谊等人纵横捭阖、议论风发的文章，也欣赏他们为国为民的使命感和自信心，后来苏轼又爱上了旷达而自由的庄子。

不过苏轼并不是个书呆子。他活泼得很：风中采野果，雨中摘蔬菜，一玩玩到天黑才回家。他还喜欢和人聊天，喜欢交友。总体来说，性格偏豪爽大气。

苏轼二十一岁时高中进士，主考官即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他发现苏轼的文章说理透彻，大开大阖，越读越觉得痛快，不由得感叹：“三十年后，怕是没人再提老夫了！”

那时的苏轼不仅文章气势足，仕途上也比较锋锐。公元1061年，二十五岁的苏轼出任陕西凤翔签判，也就是知府的助理。知府本着锤炼年轻人的好意，对苏轼一贯严格要求。苏轼气得不行，故意不参加官府庆典，结果受到处罚。

三年任期结束后，苏轼回到京城。此时，锐意改革的宋神宗和改革家王安石联手进行了一场变法。苏轼是支持社会改革的，但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激进。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到现在也是见仁见智，王安石固然有盲点，但工作经验尚浅的苏轼未必就比王安石看得更远，不过那时苏轼没意识到这一点。

他激烈反对新法，就连批评起宋神宗也毫不客气。

宋神宗曾经询问苏轼对自己的看法，苏轼连珠炮般地说：“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好在宋神宗一向看重苏轼的才气，不但不生气，反倒鼓励苏轼继续为他思考治国之策。

可想而知，苏轼当时有多么兴奋，以后又几次上书宋神宗。但宋神宗决意推行新法，对苏轼渐渐有些不耐烦了。这种态度自然让苏轼失望，但让他更难受的是，他被诬陷了。

这些年为了能把新法推行下去，宋神宗来不及仔细考察，就任用了不少所谓支持新法，其实是借机上位的小人。这些人当然讨厌苏轼，一见宋神宗对苏轼态度变了，立刻开始无中生有，给他安起罪名来。

虽然最后查无实据，但是这种“泼脏水”的行为，还是让苏轼再也不愿意待在京城了。于是他请求外任，就这样来到了杭州，做起了杭州通判。就是在这个有“人间天堂”美誉的城市，苏轼正式开始填词。

这里的“正式开始”，并不意味着苏轼之前没有填过词，只是说找不到流传下来的词作。他在杭州待了三年，第一年不过写了两首词，第三年却高达四十二首，为一生之最。

为什么杭州会成为苏轼填词的井喷地？这和杭州的自然、人文环境分不开，和苏轼的心态变化也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