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前言（1）

本书是对于最近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的一个综合性的叙述。我们考古所在建国十周年时，曾编写过一部《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现在又经过了二十年。其间，新的发现层出不穷。考古资料的数量，犹如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不少的新成果，而新的发现也使得许多旧的看法过时了。这就需要改写旧的章节和增添新的章节。所以，我们决定重新编写。这是一本新书，并不是旧书的增订版。编写这书仍是一项集体性质的工作，但是参加编写的诸同志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把这三十年来丰富的成果，比较客观地、有选择地加以概括，写出一本全国性的、综合性的著作。

这三十年来我国考古学的新成就，曾使得国内外许多考古学家认为，二十世纪后半叶将被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而写入史册。在我们有古老文明的祖国大地上，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古代遗物和遗迹不断地被发现。考古工作者们，除配合建设工程做了大量的抢救工作之外，还主动地为了解决学术问题而从事考古调查和发掘，因之，我们累积了大批的、丰富多彩的考古资料。这些资料给考古学家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来汇集、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物。我们可以说，1949年以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新阶段的标志，首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工作的理论基础。中国既然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的中国考古学当然要贯穿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红线。但是，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只是由于这些理论出于马克思，而是由于它符合于客观的真理，符合于考古实践中所证实的客观真理。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尊重客观事实，决不以所谓“理论”来歪曲解释事实。“古为今用”这一方针的正确涵义，在考古学方面应该是根据以科学方法所取得的结论，来充实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库，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用以宣传爱国主义，以便增进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这决不是因当前的政策而歪曲客观事实。同时，我们也相信：这三十年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已取得了许多成果，并且今后将要继续取得新的成就。

新阶段另一个标志是：具体研究方法的改变和进步。当代世界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一方面专业化，而另一方面整体化。考古学根据它的特有的研究对象来发展它特有的理论和具体研究方法。考古学上特有的理论问题包括古代物质文化发展的规律，物质文化和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的互相关系，物质文化和自然环境的互相作用，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从前专门研究古器物或古文字的考古学家所不注意的。至于具体研究方法，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有少数几位中国考古学家开始从书斋中跑出来，拿起锄头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从这时候起，田野考古才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流。解放以后，我们训练了大批田野考古工作者，采用严密的田野工作方法，尤其是地层学的分析和大面积的揭露，使我们取得重要的收获。1979年成立的考古学会，现有会员七百余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参加过田野考古工作，有的有很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只有发展科学的田野工作，这才能使我们的考古学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

所谓科学的整体化，是指每一学科同别的学科在理论上互相渗透，在方法上也互相渗透。社会科学中有许多学科和考古学有很密切的关系。它们的理论和方法，对于考古学有很大的影响。狭义的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从各方面来研究人类社会，有的已把研究工作的成果概括成理论。这些理论有的便可以应用到考古学中来。研究方法也是如此。至于自然科学方面，地质学对于考古学的影响最大。例如考古学中地层学原理便是从地质学中移植过来的。其他自然科学的方法，也有许多被考古学所采用。实际上，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考古学是最能利用自然科学方法的。恰巧最近这三十年也是全世界范围内考古学利用自然科学解决考古问题的工作做得最多和收获最大的时期。甚至于有人认为1950年以后的二十多年在考古学史上将会被称为“技术革新”时期。技术革新中，尤以鉴定年代的技术工作，进展最大。碳—14断定年代法的发现和应用被认为是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史上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中国考古学界于五十年代末便引进这项技术。七十年代初开始发表数据，后来陆续建立了好几个实验室。从前我们只能由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分析得出史前时期各文化的相对年代，现在可以由碳—14测定它们的绝对年代。这使中国的史前考古学的编年获得了一个新的框架。其他的自然科学方法也被广泛地应用来鉴定年代，鉴定古物的质料、产地和制造工艺等。对于人类骨骼和古代自然环境也加以研究。我们还利用卫星和飞机上所拍摄的空中摄影来找寻和记录古代遗迹，又利用“蛙人”到海底去搜索沉船和船中遗物。这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有些成果已收入本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