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的局面，北方游牧民族又大规模侵入中原，一般史书认为是政治混乱和文化衰落的时期。但是中原的汉族大量南迁，开发了南方。对外的文化交流也有所发展。所以，这一时期在文化史上仍是个繁荣时期。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到这时大为盛行。佛教艺术也空前发达。1980年发现的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发现者认为其中有些是东汉的佛教造像。但是所谓“佛教造像”的时代是否早到东汉？题材是否属于佛教？目前仍有不同的看法。几个有名的石窟寺如大同云冈、洛阳龙门、敦煌莫高窟等，都创始于北魏时期。这几年我们对于这些石窟寺，都做了保护和研究的工作。南北朝的墓葬，我们也发掘了一些，有了一定的收获，例如辽宁北票冯氏墓出土的玻璃碗和金饰。1980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北部的嘎仙洞发现了刻有443年北魏铭文的鲜卑石洞，解决了鲜卑族的发源地问题。

中国和日本的正式交往，据记载实始于东汉初年。建武中元二年，光武帝受日本使节的朝贺，赐以印绶。这印也许便是日本志贺岛出土的那件“委奴国王”印。到了这一时期，中日的交通更为发达起来了。日本古坟中所发现的中国铜镜和错金纪年铁剑等，便是明证。至于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我的同事王仲殊所长曾根据中国方面新发现的大量铜镜，对这一问题作了探索。他于1981年发表论文，认为三角缘神兽镜应系东渡的吴国工匠在日本制作的。这个研究结果曾引起中日两国考古学界很大的注意。

1974—1977年安徽亳县曹操家族墓群中的一座墓发现有字砖139块，其中9号砖有建宁三年的年号，74号砖文为“有×人以时盟不”七字。“人”前一字或释为“倭”，或释为“侫”，原字难认，但并不像是“倭”字。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记有“倭人”的实物，未免下结论过早，不仅“倭”字难以确认，并且这些砖文都是制砖匠信手刻画的。它们的内容不外乎发泄牢骚、记载墓主人的官爵、郡望和姓名，以及纪时、题名和计数之类，而非史家记载史事的。所以似乎不会有记载“倭人”与中国订“盟”这类事情的。

鲜卑族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其发祥地在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附近，后迁徙至西拉木伦河流域。

战国时代以前，与乌丸同属东胡一支；至汉代，处在匈奴统治下。东汉末年，有檀石槐者出，统一诸部族，击破匈奴。统一蒙古，并入侵东汉。

晋代以后，慕容、乞伏、秃发、宇文、段、拓跋诸部世袭首领于北方草原地带纷纷自立，扩充实力。西晋灭亡之后，趁中原混乱，乃入侵华北，先后建立前燕、后燕、西秦、南凉等国。其后，拓跋氏于386年建国，国号北魏，逐渐南下。太武帝时，终于统一华北，奠定了北朝的基础。

此次发现的嗄仙洞，位于嫩江西岸支流甘河上源〔按：日文原注误作“黑龙江支流的松花江最上游”，今订正〕。其地处于大兴安岭的东侧。

三角缘神兽镜

指中国制的神兽镜之中，其外缘的断面呈三角形而直径超过20厘米的大铜镜。

其内圈花纹，由若干组神仙像和兽形组成。根据其花纹中神兽的数目，大致上可分为四神四兽式、三神三兽式、二神二兽式几种。其他的神兽镜上的神仙象，大部分为东王公、西王母、伯牙弹琴等题材；神仙和兽形之间的位置关系，也作有机的关联。与此相反，三角缘神兽镜上神仙的表现手法已明显趋于类型化；多数铜镜上的神仙和兽形之间已失去有机的联系。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

学者们对于带有魏景初三年、正始元年年号，内圈花纹特殊的一群铜镜，一向认为是三国时的魏镜。重要的是，同类型式的铜镜，迄今为止在中国各地均未见出土。最近，学者们也有主张此为输出用镜或由渡日本的工人所制造的等说法。

在日本，主要是从前期古坟中出土数百面，也还制作了不少仿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