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锡的言论

公元954年五月，柴荣下决心破北汉，征发民夫壮丁，东自怀、孟，西及蒲、陕，范围不可谓不广，人数不可谓不多。当他自行亲征，至晋州城外，光是环城排列的旗帜就有四十里之长。

北汉大恐，求救于契丹，契丹派数千骑兵屯驻于忻州、代州之间，遥为声援。

周遣符彦卿将步、骑兵万余名痛击，彦卿入忻州，契丹退守忻口。符彦卿南请增兵，帝派李筠、张永德率三千兵赴援，时契丹的游骑兵突至忻州城下，符彦卿暨诸将列阵以待。史彦超率领二十名轻骑为前锋，猝遇契丹，战斗立起，李筠率后军猛冲，杀死契丹兵两千余人。但史彦超恃勇轻进，离开本部队太远，敌人反攻，遂遇害，李筠仅以只身逃回，周兵死伤很多，显然这是中伏的后果。符彦卿不得已，退保忻州，不久之后，全军撤退回晋阳。

晋阳城被包围，但并未攻克，又碰上长期的梅雨，士兵们多患病，现在再加上史彦超将军的挫折，柴荣在众人的建议下只得班师回大梁。

这次北伐是违背“众议”的行动。由于北伐失利，在回朝后，柴荣不管政事大小，一概“亲决”。换句话说，皇帝开始独裁，百官变成了奉行皇帝命令的“办事员”。

河南府推官高锡看出，这种恶劣现象必招致严重后果，遂婉转上书：“四海之广，万机之众，虽尧、舜不能独治，必择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亲之，天下不谓陛下聪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举不信群臣也！不若选能知人公正者以为宰相，能爱民听讼者以为守令，能丰财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狱，陛下但垂拱明堂，视其功过而赏罚之，天下何忧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职，屈贵位而亲贱事，无乃失为政之本乎？”

高锡的言论是正确的，用意是良佳的，换言之，他在替皇帝上课，要求政治趋向开明，而不是采取个人的专断独裁。无奈皇帝此时因军事上遭受挫败，心情忧郁，故不理会高锡的那一套。在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中，君主专制独裁，原不算一回事，因皇帝自认聪明睿智，的确足兼百官之任。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也原原本本地表演着这一套。

这次北伐虽未攻克晋阳，但北汉的刘崇再也不敢轻视南方的力量。对后周来讲，北方从此无警，边境宁谧。对北汉来讲，刘崇三月在高平吃了这场仓皇夜遁的大苦头，五月又陷入重围，衰老侵其外，忧烦蚀其中，在内外夹攻下，“儿皇帝第六”的他于这一年的十一月，四脚朝天，翘了辫子。

刘崇次子刘承钧监国，“刘监国”蛮“懂事”，把老头子死亡一事，先向契丹主子“告哀”，不像石重贵一样自行“发丧”，招致“祖皇帝”的南下“修理”。

契丹遣骠骑大将军知内侍省事刘承训，册命刘承钧为北汉皇帝，更名为刘钧，是为北汉孝和帝。史书上说，这位刘钧，尚称勤政、爱民、礼士，社会初安，立国有点样子。这位偏安于山西的“好皇帝”，在对外上，每上表于契丹时，总是称“男”，而契丹主赐给他的诏书，则称“儿皇帝”，儿就是男，男就是儿，原是一样的。所以，依本书所排列的“儿皇帝座位表”，他该是第七号。

刘钧与柴荣均是颇为难得的年轻有为的“皇帝”，但刘钧一见契丹的使者，便矮了大半截。相反地，后周世宗柴荣则日夜以“灭契丹而朝食”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