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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透视五代的社会(一)
书名:帝国的崩裂:细说五代十国史(全二册)作者名:李奕定本章字数:3430更新时间:2024-05-25 15:57:23
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于1789年发表《人口论》,并指出人口的增长率总是大于物质的增长率,前者为等比级数,后者为等差级数。这条可怕的定律被引用到历史学范畴,用来说明中外各个朝代始终是乱多于治,即承平的时代永远无法与动乱的时代在时间上拉平。由此足以证实,原来承平时代的人口呈等比级数急剧递增,一旦达到饱和点后,为了争夺充饥的口粮,草莽英雄率领饥民、饥兵起而掠夺。“等比级数”递增而来的人口,在一批完全失去理智的人物“大开杀戒”下,成千上万地被抹掉;随着人口减少、时间流逝,历史慢慢地又把等差级数的砝码摆平,于是乎,天下步入太平。
这种偏颇的理论,原是不能成立的。然而回溯古今中外遭受急剧动乱的历史,有时候一些事实却反为此张目。兹以我国来证,我国历史上承平的时代自然不少——西周的成王、康王年间,西汉的文帝、景帝年间,东汉的明帝、章帝年间,南朝的宋元嘉年间、齐的永明年间,大唐的贞观、开元盛世,宋朝的太宗至仁宗之世,明朝的成祖至仁宗、宣宗之世,清朝的康、雍、乾盛世等,但动荡不定、杌陧难安,杀人如麻、积尸如山,人命不如蝼蚁的混乱时代亦多发。
当时局陷入动乱,这时朝局的变幻常常难以用常理来衡量,等比等差之说又从中作梗。就以唐朝来说吧,自唐开国至安史之乱,也不过一百三十七年,从历史角度来看,一百三十七年不能算长,但在动乱时便无法摆脱这一定律的纠缠而必须把砝码重新拉平,多心酸的悲剧呀!历史的无情律!
安史之乱后,治平的盛况转眼成为陈迹,潜伏于大时代内的那些腐化的群体纷纷自行出笼:
一、藩镇跋扈。悍将武夫,割据独立,形成开府开幕、窃号盗国、称帝称王的局面。
二、朋比为党。结派争斗,党同伐异,不顾是非,不择手段,是我党者虽非也是,非我党者虽是也非,讥诋倾轧,务期赶尽杀绝而后已。
三、宦官逞焰。操纵军权,干涉朝政,权倾内外,炙手可热,朝廷安危咸系于阉竖之手,“废立与屠宰”视同儿戏。陈宏志、刘克明、仇士良、刘季述等阉丑即是这等角色。
四、民变相踵连。公元859年发生裘甫起义;公元868年发生庞勋起义;公元878年发生黄巢起义;公元883年发生秦宗权之乱。在这半个世纪之中,中央朝廷政权旁落、社会制度解纽,缺乏维系人心、领导群伦的人物,给人们规划一幅理想的蓝图,更缺乏足以号召天下、消弭乱源的杰出政治领袖。于是焉,上述四大因素非唯未见止息,反而因骄兵悍将纵其生理本能,构煽助乱,文士学人卖身投靠,行径卑劣,无所不为,宦官阉丑操纵舞弊,局势越发不可收拾。
正统的中央朝廷宛如一座临时搭成的“草台戏”,尔虞我诈,你争我夺,我起你倒,粉墨登场者多有杀红了眼的强盗,经籍义理可以不讲,五伦可以不谈,六亲可以不认,什么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全部扔到茅坑里去!人人所认识的是金钱、名位、酒色,以及能满足一己生理需求或使心里惬意的物质享受,五代十国,如是而已!
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算是这台戏上挑大梁的主角。
一些远处边陲的藩镇豪强,觉得争夺正统的战争迹近于不择手段的强盗行径,于是有的愤而抗命以至于自行宣布独立,有的由于先天地理环境的优越条件、其力足与中央朝廷相抗衡也起而效尤,有的由于鞭长莫及、形禁势格也关起大门窃号自娱,有的由于狼奔豕突、苦心经营也起家发迹。凡此种种,皆是十国临时“草台戏”的起源。前蜀的王建,后蜀的孟知祥,北汉的刘崇,南汉的刘隐,荆南的高季兴,吴的杨行密,南唐的李昪,吴越的钱镠,楚的马殷,闽的王审知等全都眼睛红了半天,口涎流了多年,因而纷纷挂起国号的招牌,以满足其梦寐以求的愿望。
这些称孤道寡的角色,全是天赐良机、时势造英雄的果实,因此在他们苦心经营的建国期间,大抵还有一些草草的规模可观,迨乎下一代继承大统,他们与父辈的出身不同,因而早已蜕变为另一阶层——统治阶层。于是,在文风炽盛的环境之下,有的继承者嫌恶其祖先的椎鲁不文,鄙弃其规范不值一顾,一心一意地以诗人墨客的身份自我陶醉起来;有的继承者濡染于文化荒昧,多愚妄无知而崇尚迷信,大有恨不得倾其家私供方士炼丹吐纳,作为白日飞升的“上天梯”之用。
总之,五代十国开国开府、称孤道寡的角色大抵称得上“英雄本色”,而其下一代,撇开李嗣源、柴荣、钱元瓘、高从诲等寥寥数人,其余的多是大瘪三、太保、流氓、盗匪、阿猫阿狗之类的货色。为求了解五代十国的人物概况及其行状,我在此举例说明,他们是如何在社会制度解体后,尽情地暴露其原形的:
一、不识之无。帝王将相多是文盲,也不想识字,没有办法书写自己的姓名。五代的君主,如李嗣源、李从珂、王建等人,其力足以举“千钧”,却都无法搦起笔管来书写,与盛唐、东汉的帝王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识字与否,殊无关于其智识之广博与治绩之良佳,这是必须声明的。
二、暴兵拥主,讨价还价。罗马帝国时代的皇帝多先由部队拥立,而后由元老院追认,五代也然。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姑且不必谈,即使那些骄兵悍卒,无不天天在动脑筋,准备按级推升。邺都之变时,李嗣源奉李存勖之命前往讨乱,从马直军士张破败申诉一遍大道理后,即向李嗣源提出条件:“请主上在河南做皇帝,你在河北做天子!我们绝对无条件拥护你。”
渭州发生兵乱,杨光远挥军自白阜直驱滑州,士兵即欲推他为帝,此时,还未到反叛程度的杨光远道:“皇帝是你们耍把戏的玩物吗?”
三、皇帝是个啥玩意儿呢?借用成德节度使安重荣的话,“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这话直截了当,怪不得人人都想要试一试,人人都想过过瘾。
四、高度迷信。不论帝王将相还是骄兵悍卒,因其脑海中贮不住半点墨汁,椎鲁愚昧,不识之无,故无不迷信极深。
范延光梦蛇入腹,问术士张生,张信口开河道:“蛇者,龙也,帝王之兆。”延光从此有“非常之志”,开始飘飘然起来。
安重荣曾挟弓矢谓左右曰:“假如我能一箭射中杆上的龙首,证明我一定有天命。”一发中的,从此开始骨头没有四两重!
杨光远反叛后,被围困数重,其子劝降,光远不允许,道:“我从前在代北,尝以纸钱祭天地,都说我命该做皇帝,你们要耐心地等待。”
淮南节度使高骈对方士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欣等人偏听偏信,闹得广陵从此兵连祸结,人民惨到“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
闽王王延钧好神仙之术,信任道士陈守元、徐彦林、盛韬,后来居然想“避位受道”,拟作“大罗仙主”去,其情况与高骈大同小异。
李从珂听信薛文遇的话,迁移石敬瑭的藩镇,逼得石敬瑭狗急跳墙。当时李发表移镇的理由是“术士说:‘国家今年应得贤佐,出奇谋,以定天下。’大概就是薛文遇吧!”主意遂定。结局是李氏阖家登上玄武楼自焚,后唐亡。
董昌讲究谶语,听说有“兔子上金床”的话,于是搞了一个“大越罗平国”,做起“闭门天子”来,结果全家三百余口一起脑袋大搬家。
五、相臣无度量。任圜、安重诲、史弘肇、杨邠、苏禹珪、张颢、徐温……他们虽贵为秉柄朝政、权操司衡的宰相,但其涵量之窄,褊衷之狭,居然像眼皮般连一粒小沙子都容纳不下,而且都借着鸡毛蒜皮的事闹得天翻地覆!
六、以未能当上“儿皇帝”为莫大遗憾。“儿皇帝”石敬瑭此例一开,赵德钧、赵延寿父子,范延光、杨光远、杜重威、刘知远、刘崇、刘钧……莫不奋力争取“儿皇帝”的“荣衔”,并以未能挨上一脚为终身奇耻大辱。当青州之围时杨光远被李守贞搞得走投无路时,“第四号儿皇帝”竟大模大样地跪在城头,朝北向契丹遥遥地磕着响头,口中念念有词:“皇帝呀!你误了我杨光远的大事啊!”一种懊丧兼愤恨的神情溢于言表,足见当时的“方面大员”既无廉耻之心,也无国家民族的观念,只是一心一意地伸长“狗头”,准备套上那顶似“狗枷”的“皇冠”而已。
七、官比贼凶。在五代十国的大混乱里,每一个战胜者入城后并不是急于出榜安民,相反总是“纵兵大掠”,大肆洗劫掳掠。当后汉隐帝刘承祐差人去杀郭威和邺都监军使王峻时,王峻立即向其部下开出“支票”:“俟克京城,听旬日剽掠。”众皆踊跃,而一些胆子较大的市井无赖遂趁机而起,或做向导,或彼此合作,掳人妇女,杀人越货,几乎成为一项通行的“不成文法”。这没有别的理由可解释,上级有意鼓励他们这样干,算是变相“赏功酬劳”的一种手法,但无辜的人民却宛如煎熬于水深火热的地狱中,无时无地不准备着受劫受难。
八、贪污成风。五代的贪污风气,真是达到棺材里也伸出手来——死要钱的程度,如果没有财帛相贿,任何事也休想办成。没有金钱相赠就寸步难行,以号称开明之治的后唐明宗李嗣源来说,其手下人莫不个个有贿赂,贿赂搞垮了后唐的王朝,贿赂逼得高季兴宣布独立!贿赂的力量是通天、过海、入地,无所不能,无所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