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透视五代的社会（一）

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于1789年发表《人口论》，并指出人口的增长率总是大于物质的增长率，前者为等比级数，后者为等差级数。这条可怕的定律被引用到历史学范畴，用来说明中外各个朝代始终是乱多于治，即承平的时代永远无法与动乱的时代在时间上拉平。由此足以证实，原来承平时代的人口呈等比级数急剧递增，一旦达到饱和点后，为了争夺充饥的口粮，草莽英雄率领饥民、饥兵起而掠夺。“等比级数”递增而来的人口，在一批完全失去理智的人物“大开杀戒”下，成千上万地被抹掉；随着人口减少、时间流逝，历史慢慢地又把等差级数的砝码摆平，于是乎，天下步入太平。

这种偏颇的理论，原是不能成立的。然而回溯古今中外遭受急剧动乱的历史，有时候一些事实却反为此张目。兹以我国来证，我国历史上承平的时代自然不少——西周的成王、康王年间，西汉的文帝、景帝年间，东汉的明帝、章帝年间，南朝的宋元嘉年间、齐的永明年间，大唐的贞观、开元盛世，宋朝的太宗至仁宗之世，明朝的成祖至仁宗、宣宗之世，清朝的康、雍、乾盛世等，但动荡不定、杌陧难安，杀人如麻、积尸如山，人命不如蝼蚁的混乱时代亦多发。

当时局陷入动乱，这时朝局的变幻常常难以用常理来衡量，等比等差之说又从中作梗。就以唐朝来说吧，自唐开国至安史之乱，也不过一百三十七年，从历史角度来看，一百三十七年不能算长，但在动乱时便无法摆脱这一定律的纠缠而必须把砝码重新拉平，多心酸的悲剧呀！历史的无情律！

安史之乱后，治平的盛况转眼成为陈迹，潜伏于大时代内的那些腐化的群体纷纷自行出笼：

一、藩镇跋扈。悍将武夫，割据独立，形成开府开幕、窃号盗国、称帝称王的局面。

二、朋比为党。结派争斗，党同伐异，不顾是非，不择手段，是我党者虽非也是，非我党者虽是也非，讥诋倾轧，务期赶尽杀绝而后已。

三、宦官逞焰。操纵军权，干涉朝政，权倾内外，炙手可热，朝廷安危咸系于阉竖之手，“废立与屠宰”视同儿戏。陈宏志、刘克明、仇士良、刘季述等阉丑即是这等角色。

四、民变相踵连。公元859年发生裘甫起义；公元868年发生庞勋起义；公元878年发生黄巢起义；公元883年发生秦宗权之乱。在这半个世纪之中，中央朝廷政权旁落、社会制度解纽，缺乏维系人心、领导群伦的人物，给人们规划一幅理想的蓝图，更缺乏足以号召天下、消弭乱源的杰出政治领袖。于是焉，上述四大因素非唯未见止息，反而因骄兵悍将纵其生理本能，构煽助乱，文士学人卖身投靠，行径卑劣，无所不为，宦官阉丑操纵舞弊，局势越发不可收拾。

正统的中央朝廷宛如一座临时搭成的“草台戏”，尔虞我诈，你争我夺，我起你倒，粉墨登场者多有杀红了眼的强盗，经籍义理可以不讲，五伦可以不谈，六亲可以不认，什么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全部扔到茅坑里去！人人所认识的是金钱、名位、酒色，以及能满足一己生理需求或使心里惬意的物质享受，五代十国，如是而已！

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算是这台戏上挑大梁的主角。

一些远处边陲的藩镇豪强，觉得争夺正统的战争迹近于不择手段的强盗行径，于是有的愤而抗命以至于自行宣布独立，有的由于先天地理环境的优越条件、其力足与中央朝廷相抗衡也起而效尤，有的由于鞭长莫及、形禁势格也关起大门窃号自娱，有的由于狼奔豕突、苦心经营也起家发迹。凡此种种，皆是十国临时“草台戏”的起源。前蜀的王建，后蜀的孟知祥，北汉的刘崇，南汉的刘隐，荆南的高季兴，吴的杨行密，南唐的李昪，吴越的钱镠，楚的马殷，闽的王审知等全都眼睛红了半天，口涎流了多年，因而纷纷挂起国号的招牌，以满足其梦寐以求的愿望。

这些称孤道寡的角色，全是天赐良机、时势造英雄的果实，因此在他们苦心经营的建国期间，大抵还有一些草草的规模可观，迨乎下一代继承大统，他们与父辈的出身不同，因而早已蜕变为另一阶层——统治阶层。于是，在文风炽盛的环境之下，有的继承者嫌恶其祖先的椎鲁不文，鄙弃其规范不值一顾，一心一意地以诗人墨客的身份自我陶醉起来；有的继承者濡染于文化荒昧，多愚妄无知而崇尚迷信，大有恨不得倾其家私供方士炼丹吐纳，作为白日飞升的“上天梯”之用。

总之，五代十国开国开府、称孤道寡的角色大抵称得上“英雄本色”，而其下一代，撇开李嗣源、柴荣、钱元瓘、高从诲等寥寥数人，其余的多是大瘪三、太保、流氓、盗匪、阿猫阿狗之类的货色。为求了解五代十国的人物概况及其行状，我在此举例说明，他们是如何在社会制度解体后，尽情地暴露其原形的：

一、不识之无。帝王将相多是文盲，也不想识字，没有办法书写自己的姓名。五代的君主，如李嗣源、李从珂、王建等人，其力足以举“千钧”，却都无法搦起笔管来书写，与盛唐、东汉的帝王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识字与否，殊无关于其智识之广博与治绩之良佳，这是必须声明的。

二、暴兵拥主，讨价还价。罗马帝国时代的皇帝多先由部队拥立，而后由元老院追认，五代也然。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姑且不必谈，即使那些骄兵悍卒，无不天天在动脑筋，准备按级推升。邺都之变时，李嗣源奉李存勖之命前往讨乱，从马直军士张破败申诉一遍大道理后，即向李嗣源提出条件：“请主上在河南做皇帝，你在河北做天子！我们绝对无条件拥护你。”

渭州发生兵乱，杨光远挥军自白阜直驱滑州，士兵即欲推他为帝，此时，还未到反叛程度的杨光远道：“皇帝是你们耍把戏的玩物吗？”

三、皇帝是个啥玩意儿呢？借用成德节度使安重荣的话，“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这话直截了当，怪不得人人都想要试一试，人人都想过过瘾。

四、高度迷信。不论帝王将相还是骄兵悍卒，因其脑海中贮不住半点墨汁，椎鲁愚昧，不识之无，故无不迷信极深。

范延光梦蛇入腹，问术士张生，张信口开河道：“蛇者，龙也，帝王之兆。”延光从此有“非常之志”，开始飘飘然起来。

安重荣曾挟弓矢谓左右曰：“假如我能一箭射中杆上的龙首，证明我一定有天命。”一发中的，从此开始骨头没有四两重！

杨光远反叛后，被围困数重，其子劝降，光远不允许，道：“我从前在代北，尝以纸钱祭天地，都说我命该做皇帝，你们要耐心地等待。”

淮南节度使高骈对方士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欣等人偏听偏信，闹得广陵从此兵连祸结，人民惨到“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

闽王王延钧好神仙之术，信任道士陈守元、徐彦林、盛韬，后来居然想“避位受道”，拟作“大罗仙主”去，其情况与高骈大同小异。

李从珂听信薛文遇的话，迁移石敬瑭的藩镇，逼得石敬瑭狗急跳墙。当时李发表移镇的理由是“术士说：‘国家今年应得贤佐，出奇谋，以定天下。’大概就是薛文遇吧！”主意遂定。结局是李氏阖家登上玄武楼自焚，后唐亡。

董昌讲究谶语，听说有“兔子上金床”的话，于是搞了一个“大越罗平国”，做起“闭门天子”来，结果全家三百余口一起脑袋大搬家。

五、相臣无度量。任圜、安重诲、史弘肇、杨邠、苏禹珪、张颢、徐温……他们虽贵为秉柄朝政、权操司衡的宰相，但其涵量之窄，褊衷之狭，居然像眼皮般连一粒小沙子都容纳不下，而且都借着鸡毛蒜皮的事闹得天翻地覆！

六、以未能当上“儿皇帝”为莫大遗憾。“儿皇帝”石敬瑭此例一开，赵德钧、赵延寿父子，范延光、杨光远、杜重威、刘知远、刘崇、刘钧……莫不奋力争取“儿皇帝”的“荣衔”，并以未能挨上一脚为终身奇耻大辱。当青州之围时杨光远被李守贞搞得走投无路时，“第四号儿皇帝”竟大模大样地跪在城头，朝北向契丹遥遥地磕着响头，口中念念有词：“皇帝呀！你误了我杨光远的大事啊！”一种懊丧兼愤恨的神情溢于言表，足见当时的“方面大员”既无廉耻之心，也无国家民族的观念，只是一心一意地伸长“狗头”，准备套上那顶似“狗枷”的“皇冠”而已。

七、官比贼凶。在五代十国的大混乱里，每一个战胜者入城后并不是急于出榜安民，相反总是“纵兵大掠”，大肆洗劫掳掠。当后汉隐帝刘承祐差人去杀郭威和邺都监军使王峻时，王峻立即向其部下开出“支票”：“俟克京城，听旬日剽掠。”众皆踊跃，而一些胆子较大的市井无赖遂趁机而起，或做向导，或彼此合作，掳人妇女，杀人越货，几乎成为一项通行的“不成文法”。这没有别的理由可解释，上级有意鼓励他们这样干，算是变相“赏功酬劳”的一种手法，但无辜的人民却宛如煎熬于水深火热的地狱中，无时无地不准备着受劫受难。

八、贪污成风。五代的贪污风气，真是达到棺材里也伸出手来——死要钱的程度，如果没有财帛相贿，任何事也休想办成。没有金钱相赠就寸步难行，以号称开明之治的后唐明宗李嗣源来说，其手下人莫不个个有贿赂，贿赂搞垮了后唐的王朝，贿赂逼得高季兴宣布独立！贿赂的力量是通天、过海、入地，无所不能，无所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