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之后的海洋秩序

明末北部危机严重，“天下兵聚辽东”，为崛起于东南海上的郑氏集团提供了招安的机会。崇祯元年，郑芝龙接受明廷招抚，具备了官方身份。弘光朝廷覆灭后，隆武小朝廷在福州成立，隆武帝被架空，郑家兄弟操控一切。

隆武二年八月，清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攻占浙江，继续向福建进军。郑芝龙无心抵抗，主动放弃仙霞关关隘，清军不战而得到入闽要道。八月二十八日，隆武帝朱聿键在汀州被俘后绝食自尽。

得知父亲想要投清后，郑成功曾劝阻。在郑成功看来，闽粤之地，凭高恃险，设伏以待，可以固守。利用郑氏的海上优势，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在此基础上，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郑芝龙此时已无战意，只道：“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

十一月，郑芝龙准备至福州向清军投降，临行前召郑成功同行。郑成功不从，云：“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郑芝龙投降后被清军扣留，送至北京软禁。郑氏集团的军事力量分化，除部分降清外，其余各部随抗清力量出走海上。其中郑芝逵据金门，郑彩、郑联据厦门，陈豹据南澳，朱寿据铜山。

1646年，郑成功于安平起兵时，手下不过九十余人。郑成功初起之时，手中没有银钱，恰好郑氏一艘船从日本海贸归来。郑成功即将船上的十万银两夺取，用来招兵制械，从者日众。此后郑成功转战闽南、粤东，势力扩大。

1649年，郑成功改奉永历为正朔。1650年，郑成功入厦门，伏杀郑联。1651年，郑成功奉旨勤王，出兵粤东，清军乘机攻占厦门，俘获金银钱谷不可胜数。郑成功当即回师，收复厦门，斩杀厦门守将郑芝莞。

攻占厦门不久，郑成功领兵南下广东南澳，与郑鸿逵会合。

军议之后，郑鸿逵回守厦门，郑成功南下勤王。但左先锋施琅反对，声称自己梦到此行必败。郑成功大怒，将施琅撤职，令其与郑鸿逵同返厦门。回厦门后，郑鸿逵、施琅遭到清军的袭击，损失惨重。施琅奋勇作战，立下大功，但郑成功回师厦门后，并未将他复职。此后施琅的手下曾德，又投奔郑成功，施琅大怒，将曾德抓了杀死。郑成功下令抓捕施琅全家，施琅逃走，其弟施显、其父施大宣被郑成功处死。施琅无处可去，只好投奔清朝。

眼看着郑成功崛起，其叔郑芝逵也将属下兵卒船只，全数移交给郑成功，郑氏集团重新统一。此时的郑氏集团占据了厦门、金门、安平、铜山、南澳等沿海据点，兵力雄厚，纵横于东南海上。永历十一年九月，永历帝接见郑成功的使者杨廷世、刘九皋，询问郑成功兵船钱粮情况。二人回道：“舳舻千艘，战将数百员，雄兵二十余万，粮饷虽就地设取，尚有吕宋、日本、暹罗、咬留吧、东京、交趾等国洋船可以充继。”

永历十二年夏，郑成功领兵出征，船队抵达羊山，遭遇飓风，损失惨重。永历十三年，郑成功再次从闽南率领大军沿海北上，转入长江西进，进攻南京。在镇江城外，郑成功以铁甲兵，大破清军骑兵，此后全军进逼南京城下。在南京城外，郑成功未发动攻势，准备长期围城，逼迫城内投降。城内清军发动反击，郑成功大军战死数万人，狼狈退回厦门。

永历十四年，清军大举进攻厦门，双方在海陆爆发大战。此番作战，清军凑出了上千艘战船，由投降的施琅等将领带路。双方在海上展开决战，清军先胜后败，在陆地上的清军也遭到大败。此战郑成功拼死一搏，取得胜绩，但局面并未改善。永历小朝廷退入缅甸，陆地上的反清力量已极为薄弱，厦门四面受敌，需要另寻基地。被荷兰人盘踞的台湾，成为郑成功的不二选择。

永历十五年二月，郑成功带领大军从厦门出发，前往金门驻扎，等待风信，整修船只。三月十日，郑成功大军至金门料罗湾，郑成功祭江誓师，船队出发。四月初一黎明，郑成功舰队抵达台湾鹿耳门外海。此战郑成功出动兵力合计达两万五千余人。荷兰在台湾的兵力有限，初期守军加东印度公司职员，不过一千七百人，后增至两千三百人。

荷兰在台湾有两大要塞，一为位于大员的安平古堡，二为位于台江内陆赤嵌地方的赤嵌城。荷兰人自知兵力薄弱，退入堡垒中固守。赤嵌城在被围困之后，向郑成功投降。安平古堡中的荷兰人，依靠坚固的堡垒困守了将近九个月，之后方才投降。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不久去世，此后郑氏集团仍然称雄于大海之上。

1662年，在永历朝廷覆灭后，整个东亚地区秩序仍不稳定。朝鲜进入了以清廷为主导的新的天朝秩序。日本则超脱于外，通过琉球与中国联系。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经历了清初被驱逐的危险之后，经过在北京的传教士的努力，重新获得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机会。

在清廷内部，仍然存在诸多不稳定的因素，各地持续爆发规模不一的反清起义。在福建、广东、云南的三藩也是潜在的威胁。在东海之上，荷兰人与郑成功交锋失败，退出台湾。郑氏控制了中西贸易的广阔水域，不时对陆上的清廷发起挑战，为此清廷推行海禁，加以遏制。

至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之后，一度开放海禁，但对海外贸易仍然加以限制。之后，曾经华商集团称霸海上的格局改变，随着西方各国的步步进逼，以及清廷对走私贸易的严控，再无能称雄海上的华商集团。在海外闯荡的华商也被视为弃民，如若归国，将会遭到官方的严惩，只能靠个体在海外拼搏。

清廷成为新的朝贡中心，在康熙朝中后期也走出了持续多年的衰败与混乱。清廷的秩序仍然是明代的延续，天朝中心思维仍然维持，天朝傲慢依然，西方各国则继续努力，想要进入天朝进行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在官方主导下出口，以获得白银输入。

西方人从未曾停止过跨入中华帝国大门的努力，这种努力背后的精神动力，也从往日对中国各类产品的渴望，而变为随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对商品市场的无限渴望。支持这种渴望实现的，已不再是往日传教士手中的经书与海上的商船，而是由一国所支持的、经工业革命所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了。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两次派遣使团访华，想通过和平方式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但均未获得成功。1792年，英国首次派遣马戛尔尼率团访华，名义上是为乾隆帝贺寿，实际上是想借此打开中国市场。为了吸引中国人的注意，马戛尔尼使团携带了大量代表工业革命后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的礼品，如能够准确模仿地球、月球、太阳运行的天体运行仪，标有地球上各大洲、海洋和岛屿位置的地球仪，装备了一百一十门大炮的战舰模型，各种先进的火炮、步枪和手枪，最新发明的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以及赫歇尔望远镜、帕克透镜，等等。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并赴热河拜见乾隆帝。他们提出了六条要求：允许英国商人到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允许英国商人派人驻北京照管商务；中国在舟山附近割一小岛供英商贮货与居住；拨给广州附近一处地方供英商贮货和居住，并许可英国人在此处自由活动；减免英商在广州和澳门之间及珠江运货的税额；对英国商品或船只不征收任何关税或捐税，若征收，则对税项和税额应有明确的规定。

清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指出这些要求不合“定例”。乾隆帝更是指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对于英国使团赠送的礼物，清廷也并未表现出特别的震惊或热情。清朝皇帝及官员们所考虑的，是英国使节是否会遵从清朝礼仪，向皇帝行跪拜或叩头的礼节。对于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他们却无动于衷，不屑一顾。他们并没有从这些礼品的科技含量中认识到英国的科技水平、工业能力、军事能力，并产生危机感和紧迫感，奋起直追。他们只是把这些科技产品看作无关统治大局的“雕虫小技”或“奇技淫巧”。严肃的科学演示被当作“杂耍”和“巫术”，科技产品被作为“远藩来朝”的贡品藏在圆明园。

1816年，英国第二次派遣使团访华，领导人是阿美士德勋爵。同年6月，阿美士德使团抵达中国。因为礼仪问题，双方再次发生激烈争执。清廷认为中国皇帝是天下最高的君主，坚持要阿美士德使团按清廷的礼节行三跪九叩礼，而阿美士德只同意按英国的礼仪觐见。嘉庆帝一怒之下，拒绝接见英国使团，令其立刻离开北京回国。

“直到大炮洋枪的声音再次惊动中国士人的时候，人们才真正重新回忆起来，原来外面的世界中有许多的文明，那些文明同样也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且有体有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自己的系统，自己的空间并不是‘天下’，四夷也并不都是‘蕞尔小邦’，这时才真的开始手足无措，惊慌起来。”鸦片战争期间及战后，外来侵略的威胁，城下之盟的耻辱，带来了介绍西方著述的传播，促使了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但对中国文化所保持的无上优越感，及深深的眷恋与恪守，却需要很长的时间，方能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