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战争与贸易：大航海时代的明朝

明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特殊性，最主要的体现是明朝所处的国际环境非常特殊。同时，明朝的保守性也是历代王朝之最，其“保守封疆”的政策影响了整个明代。本书将讨论这个保守性极强的大明王朝，在大航海时代的国际环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有明一代，大陆战略是王朝的主线，农耕社会是王朝的主要面貌。但大明王朝不同于其他王朝的地方在于，从16世纪之后，随着航海大发现，全球连为一体，明廷遇到了新的挑战。在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陆续到来，冲击着大明王朝的朝贡体系。而新元素的出现，并未给大明造成过大的影响，进入大航海时代后的明廷，延续的仍然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思维。

朱元璋开国后，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陆地之上，对海洋相对忽视，采取了一系列被后世称为“海禁”的政策。执着于天命之说的朱元璋，建立起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在朝贡体系之中，只有得到大明王朝的许可，各国方可进入中国，进行朝贡。从陆地到海洋，朝贡体系在当时的远东地区，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朱元璋以天下共主的身份，通过朝贡关系，建构了天下秩序。在朝贡体系之中，周边各国向作为“华夏中心”的大明王朝称臣，每隔一段时间前来朝贡，而大明王朝则给予册封和赏赐。

对于扩充疆土，朱元璋没特别大的兴趣，他一直坚持“保守封疆”的政策。在他看来，“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求，则永为世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则福命未可保也”，故而他列举不征之国。但面对游牧部落，他必须用兵，洪武一朝，持续不断地对北元发起打击。草原游牧各部无数次对外扩张，乃是世界史上主要的动乱摇篮，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威胁。在洪武一朝，将海外夷国，与西北“胡戎”对称，两者是区分对待的。

至朱棣时期，天下稳定，虽一度曾有帖木儿的威胁，但因其突然去世，而未引发两个大帝国的战争。朱棣时期，将部分力量投到海外，一度曾有郑和七下西洋，这领先于欧洲。可郑和的下西洋，仍然是大陆战略与朝贡秩序的产物。下西洋，是为了宣示天威，吸纳各国来朝；是为了采购香料香木和奇珍异兽，作为祥瑞，进献皇帝。下西洋，不是为了开拓土地，虽有贸易，但仍是官方主导下的朝贡贸易。

郑和之后，在朝贡贸易之外，明廷仍严格限制民间的海外贸易，以确保官方对于各类能带来暴利物资的控制。可香料及其他各类海外贸易所带来的暴利，吸引着一批中国商人走海贸易，在东南亚各地开拓，并有了最早的移民拓殖。对商人私下走海，明廷屡屡打击，却不能制止。

正德十二年，葡萄牙人出现在广州城外，标志着中国开始融入全球一体化。葡萄牙人乘着坚船带着利炮，远涉重洋来到中国，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却未能如愿。明廷对在广东盘踞的葡萄牙人，采取武力驱逐，葡萄牙人逃往福建、浙江沿海，转而在双屿岛开展贸易，取得了极大繁荣，又引来了明廷的新一波打击。在与葡萄牙人的交战之中，明廷认识到了葡萄牙坚船利炮的威力，有识之士发出了“师佛郎机以制之”的呐喊。

嘉靖二年，日本大内氏与细川氏使团在宁波爆发冲突，斩杀中国军民颇多。此后中国与日本的勘合贸易渐渐终止，对日贸易被中国海商集团所垄断。中国海商集团与日本倭寇合流，又获得了葡萄牙人的犀利武器，形成了猖獗一时的“嘉靖大倭寇”，给中国沿海各地带来了巨大冲击。至隆庆年间，明廷在月港开关，有限许可商人出海贸易，带来了海外贸易的繁荣。随着海上贸易的发达，葡萄牙、西班牙在东南亚区域的扩张，导致了地缘格局的改变，原先的朝贡体系开始衰落。而中国商人在海外的开拓，是官方所禁止的，也得不到官方的庇护。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殖民者的屠杀，明廷的反应却是“商贾最贱”，被杀乃是咎由自取。

明中后期的中国沿海，虽有海寇侵袭引发的冲突，但民间走海贸易带来的繁荣，却影响了整个南方。来自墨西哥与日本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冲击了明廷僵化的货币体系，带来了白银的货币化。无数白银的涌入，带来了明中期之后南方地区的经济繁荣，涌现出了一大批市镇，乃至被后世称为“资本主义萌芽”。明中后期涌现出的繁荣，只停留在社会层面；社会服务于朝廷，财富服务于权力，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私人财产也无法律保护，盛世之中，却无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白银冲击中国的同时，部分来自欧洲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带来的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影响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却未能引发中国的科技变革。在明末清初中西的交流中，西学传播的主要是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物理、机械、炮术、医学等自然科学和技术，缺少政治思想和哲学理论方面的内容；且所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仅限于在宫廷、上层封建士大夫和少数知识分子中传播，没有深入到社会阶层中去。明中期之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经济的繁荣，在思想上也产生了突破。王阳明心学主张良知在心，知行合一，肯定工商业，主张“觉民行道”。王艮开创了泰州学派，贴近平民，贴近社会，主张百姓日用，皆是学问。面对思想的风暴，明廷采取了高压政策，风靡一时的思想风暴在铁拳之下烟消云散，明代未曾完成思想启蒙，更未能产生深刻的社会变革。

西方人到来之后，明朝的对外关系开始由朝贡模式进入到中西对峙模式，这是前所未有的改变。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有着强大的信仰支撑，有全套的产品制造体系。经历了宗教革命、启蒙运动，欧洲人走出了蒙昧，发展出了完整而成熟的、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信仰体系。一个个欧洲商业城市浮现，各类出色产品销往世界，参与竞争。更重要的是，这个新的体系之下，欧洲有强大的自信，有对牟利的追求，有无畏的冒险精神，不论是器物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他们都可以与中国比肩。

此时的中国，在思想上墨守成规，未曾意识到外界改变，未曾意识到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自1517年葡萄牙人来到广州后，明廷对葡萄牙、西班牙，乃至对随后而来的西方列强的态度，一直延续到1644年明亡。之后的清廷，亦延续了明廷的思维，直至1911年。

就大明王朝覆灭的原因，后世有各种解读。大明之亡，其根本因素是明廷自身陷入无可救药的溃败，陷入中国王朝周期兴亡率之中。当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明廷未曾有过新的认知，新的改革，一切仍然是农耕社会、传统王朝的延续，以及天朝的自大与傲慢，对外的鄙夷与轻视。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尽。仓促成立的南明小朝廷开始重视与澳门葡萄牙人之间的关系，希望得到军事上的支持。动荡之中的南明小朝廷后宫，在传教士鼓动下，也皈依了天主教，希望能得到赐福，渡过难关。南明小朝廷后宫甚至遣出传教士作为使者，前往欧洲，寻求教皇的帮助。当使者卜弥格从欧洲无功而返时，苦命的南明小朝廷已进入最后的时光。南明小朝廷覆灭之时，郑成功挥兵攻占台湾，开创了一方局面，在一定时段内影响到了清代的海洋格局。

概而论之，有明一代，官方延续的思维仍然是一以贯之的“朝贡天下”，即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周边各国感受着中国的光辉，唯有得到大明皇帝的恩许，方能进入天朝体系之内，从事有限的朝贡贸易。虽有郑和下西洋，却仍然是大陆思维的延续，是在宣示天恩，在周边营造出稳定的朝贡秩序，其中衍生出来的副产品才是贸易。进入16世纪之后，大明王朝所处的时代，有了新的变化，随着航海大发现，世界连为一体，老思维面对新变化，僵硬保守的结果就是，中国民间海商力量纵横四海，引发了海疆之乱。为了平息海疆，将战略重心放在北方，也受内部白银货币化的推动，明廷有限地打开了大门，对外开放，这就是“隆庆开关”。隆庆开关之后，中国商人不再顾及各类限制，在白银的诱惑之下，扬帆四海，从事海外贸易，形成了一股股海商势力。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则远涉重洋，驶入中国沿海，迫切地试图打开天朝的大门。可在官方层面，在朝贡天下的思维之下，大明王朝傲慢地对待着这些夷人，或是以武力清剿，或是以寇治夷，最后干脆闭眼无视，将海外贸易彻底拱手让出，交给了中国海商集团，偶尔睁眼之时，还要加以打击，以示天威。当新的全球贸易秩序形成之后，明廷并未参与这个秩序的营建，相反是极为排斥的。中国的海商集团，对新的秩序却是充满了激情，积极参与，奈何在明廷与西方各国的双重打击之下，他们却无法在此新秩序中立足，他们的命运，或是被招安，如郑芝龙；或是被剿杀，如王直；或是远走海外，如林道乾。由全球海洋贸易而营建出国际新秩序的过程，在此后的三百余年间，一直由欧洲国家主导着。而在东方，朝贡天下的思维，在明清易代之后，仍被大清王朝所坚持固守。直到19世纪，英国人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的迷梦，将中国被动地纳入了到新的全球体系之下，此时，朝贡天下，让位于了全球贸易。

袁灿兴

2022年5月30日于太湖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