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思想启蒙为何失败

中国以泰州学派开启的思想启蒙，与欧洲15—16世纪的启蒙运动大体处于同一时期。然而，欧洲的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催生了资本主义；而中国明朝中后期的思想启蒙却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之后，欧洲人深信无论新教徒或旧教徒，哪一方也不能获得全胜；而教会在中世纪统一教义的愿望，已没有任何希望，人们有了更大的空间去自由地、独立地思考。有才能的人由于厌恶神学中的争斗，把注意力转到现世学问，特别是转到数学和自然科学上。

笛卡儿认为，认识世界和取得知识的唯一方法，是数学推理；培根则提出了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法。以具体的经验事实与严谨的逻辑推理，代替似是而非、云里雾里的经院思辨，以明晰的自然定律为基础的理性主义便产生了。

被笛卡儿称作“唯理主义”的理性主义运动，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思想转折。理性指人的一种自然能力，它是与宗教信仰相对立的人的全部理智能力，是一种自然光亮。启蒙思想家认为这一光亮，在中世纪被专制与愚昧所掩盖，无知迷信主宰了人的精神，现在是要用理性之光来重新启迪人类。在当时的思想家看来，人是理性的动物，人们具有用理性判断事物的能力，理性支配着人们的一切活动。理性主义要求人们相信知识与自我的判断，判断的前提是用客观与理智的态度来认识自然和社会，判断的结果是以理智分析来代替以往盲目的信仰。

启蒙运动发源于英国，将其光大的则是法国启蒙思想诸杰。英国启蒙思想家中，有弥尔顿、哈灵顿、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人，最为法国启蒙学者所推崇的则是霍布斯和洛克。

霍布斯是一个过渡型的人物，一方面他与旧王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鼓吹绝对君权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曾投靠国会派，反对君权神授，主张君权民授。霍布斯契约论的逻辑根据是性恶论——“人对人像狼对狼一样”。他不信任人们留下一部分权力，能够形成自治的市民社会。因此，人们在契约中交出的是全部权力，接受权力者也只能是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主权者——专制君主。霍布斯的契约论，后来被卢梭所继承，成为欧洲大陆政治哲学处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普遍渊源，称为“社会契约论”。

启蒙一派学说的推演，大体是从自然状态开始，洛克亦然。在洛克设想的自然状态下，人民处于无序状态之中，各自纷争，一切都得不到保障。为了结束这种自然状态，保护自己的财产，人民缔结契约，组成国家，而国家君主的权力，则来自人民。在自然状态下，人民的财产是上帝所赐予的，在财产上，人民直接和上帝缔约。而人民和政府所缔结的契约，是为了保护财产，故而洛克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中让渡的权力是部分权力，不是全部权力；交出去的权力组成国家机器，留下来的权力组成社会自治；交出去的权力为小，留下来的权力为大，交出去的是为保护留下来的。因此，在功能限定上，国家取最小值，社会取最大值，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洛克的契约论解决的是政府组成问题，被称为“政府契约论”。

为了保护财产，洛克提出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三种。洛克的三权分立学说，为孟德斯鸠所发扬，并影响到以后美国政治体制的设立，在启蒙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霍布斯和洛克的区别在于，霍布斯认为，人们在协议成立政府时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了统治者；而洛克认为人们只是放弃了一部分权力，仍然保留着生命、自由和财产权这些不可转让的权利。洛克又指出，被授予权力的人也是契约的参加者，必须受契约内容的限制，保护好人们的财产，否则人们有权反抗，甚至另立新的统治者；而霍布斯则认为既然人们将所有权力交给了统治者，就该接受统治者的处置。

总体而言，启蒙思想包括两大信条。第一，相信在宇宙中存在着自然法则，万物受其支配，人类社会也同样。自然法则反映在人的头脑中，便是理性。理性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在启蒙思想中，除了卢梭，都是赞成理性的。第二，人类的过去充满了黑暗和愚昧，人类的未来则是光明的。

启蒙思想提出了许多建议：在经济领域，他们主张自由放任主义，而反对重商主义；在政治上，他们提出主权在民的理论，认为一切官吏都是人民的公仆，一旦政府压制人民，人民有天然权利去反抗；在宗教上，启蒙思想家主张信仰自由，反对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文艺复兴反对的是天主教神学，追求现世幸福；启蒙运动反对的则是封建专制，所追求的是自由平等。人文主义从“个体本位”出发，以个人的意志、欲望和利益作为人观察、思考与评判万事万物的是非标准或价值尺度。

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高举“理性”大旗，对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进行了批判，用“自然权利”“自然法”“社会契约”等新观念来对抗君权神授的封建意识，他们坚信理性之光一定能够消灭中世纪的黑暗势力，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他们的理论为美国独立战争提供了框架，为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也导致了工业革命的兴起。他们给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兴起时，中国也兴起了以泰州学派而开启的思想启蒙与文艺繁荣。布鲁诺1600年被火刑焚烧而死，1602年李贽在狱中自杀；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同时代人类天空并列的亮眼星辰；徐光启与笛卡儿在同时代，开启着东西方的科学启蒙。可明中后期开始的以泰州学派为中坚的思想启蒙运动，却未如欧洲那般，带来天翻地覆的革命性变化，社会未曾转型，科技未曾突破，政治未曾改革，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淡去，其因何在？

就自身而言，从王阳明开始，心学就存在着消极避世的倾向，以求自保。王艮也强调自保，“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虽然走向平民讲学，也有平等社会的实践，可这些讲学实践，难免带着避世的影子，带着桃花源、乌托邦的幻想。泰州学派在后世的发展中，往往强调个性的发挥，追求个人的自由。而个性张扬、个人私欲、个人自由，哪怕不侵犯到社会的边界，也被当时主流社会所不容，被视为异端，视为惑民祸国，颜钧、何心隐、李贽的命运，就是例证。相应地，泰州学派渐渐忽略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公共利益的表达、政治体系的构建，最终失去了其社会影响力。在恐怖威压之下，他们转而更重于个人的私欲，陷入个人享受，乃至放浪走向极端，追求肉体的欢愉，被视为性灵学说。王夫之曾批评道：“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

就外部来看，秦汉之际成型的早熟国家和官僚制度的超前发展，决定了国家、社会的不平衡状态。强国家的产生挤占社会空间，使个人身份被无限边缘化，缺乏互动的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由强大的政治权力操控一切，并成为“超稳定社会结构”，看起来是铁板一块。在此铁板之中，虽有启蒙思想的火花，终究被铁板给扑灭。赵士林认为：“无论心学解放思潮还是它所催生的从情到欲、从雅到俗的市民文艺运动，都有其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心学解放思潮固然不断地迸射出思想火花，且表示出冲决网罗的英雄气概。但由于其理论形态远远不具系统性、完备性、彻底性与科学性，故终未承担起建构成熟的近代思想文化的历史使命。”

大明王朝是整个朝贡秩序的中心，以其物产丰饶，文明发达，影响着周边各国。当欧洲开始了变革，启蒙运动带来了近代文明的曙光，而中国却仍深陷于王朝轮回之中。在农民起义和后金的双重夹攻之下，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土崩瓦解。中原的新主，是一贯被视为蛮夷的民族，这对坚持“华夷不两立”的汉族知识分子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王夫之发出这样的激烈论述：“天下之大防二：华夏夷狄也，君子小人也”，“可禅，可继，可革，不可使夷类间之”。中国知识分子一贯坚持的“华夷之辨”，不是种族上的，而是文化上的。但现实却又是，文化落后的后金击败了以文化先进而自诩的明廷，这使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们去反思，并带来了社会思潮上的变革。

梁启超在《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中提出：“中国的学者，向来十有九都和政治有关系，这种关系常常妨碍思想的独立，分减了研究的岁月和精神。清初因为满洲人初进来，统治者非我族类，第一流学者对于他们，或采积极的反抗态度，或采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这些学者都对于当时的政治不肯插手，全部精力都注在改良学风作将来预备，所以有许多新颖思想自由发挥，而且因积久研究的结果，有许多新发明。”明末清初虽有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吕留良、戴震等对人欲、君权民权之议论，乃至于有很多石破天惊的思想突破，可在清代血雨腥风镇压之下，终难免湮灭于书斋，或走向乾嘉考据学。屡屡兴起的文字狱，使得知识分子们发现故纸堆里才是最安全的，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石乐律、校勘辑佚等，都被清代士人们玩到了极致；其考据、其对古籍的整理，在文化史上有着不可抹去的功绩，但人类的历史，总归是要向外、向前看，而不是沉溺于烦琐极致的考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