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儒学与个体生命

正如黄宗羲所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钧、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泰州学派，代代有突破，时时有创造，对明代文坛士风影响巨大。

在泰州学派的传播中，一介平民颜钧，扮演了重要角色。颜钧出生在江西永新县中陂村，至十二岁才开始读书，此后有四年时间随同父亲到常熟学习科举时艺，结果却“不通一艺”。嘉靖六年，颜钧的仲兄颜钥被推荐进入白鹿洞书院，学习阳明学，后将手抄《传习录》带给他，这时他已二十四岁。颜钧读了《传习录》后，闭关默坐了七日七夜，垂头沉思。王阳明虽主张“从静处体验”，更重视“从事上磨炼”，颜钧只注重“静”的一面，也算是自有感悟，另辟天地。闭关七日之后，颜钧突觉智慧洞开，心性皎如，此后更加迷恋闭关静坐，竟然跑去山谷中闭关九个月。

此番闭关，颜钧颇有感悟，一时兴起，结成“萃和会”，聚众讲道。乡间男女七百余人，列坐两旁，由颜钧讲授耕读传家，做人道理。开讲十日之后，乡间人人相悦，家家协和。颜钧讲课时，以乡间俚语传授，通俗易懂，受到乡人欢迎。讲了两个多月之后，老者幼童，都能信口吟诵。“萃和会”以教化地方、醇厚风俗为目的，通过颜钧的讲授，起到了一定效果，闾里民皆向善。受此鼓励，颜钧充满了自信，以为自己将能与孔子治鲁相媲美。

颜钧认识到，自己学问尚浅，未有师传，想为自己的学说寻找新的理论支撑。嘉靖十年，颜钧跑去吉安游历了五年，遍访王门弟子。吉安是江西读书风气最为发达之地，也是阳明学说的重镇。不想他至吉安游历求学，在各路大儒处遭到了严厉批评：“古之狂简，恐不类子。”

嘉靖十八年，颜钧又南下到泰州王艮门下学习。颜钧在王艮门下三个月，大有所得，最后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学说。颜钧自诩受传于王阳明良知学和王艮大成学，对二者“会而通之”。颜钧以自立于宇宙，不因袭古今的精神，开创出了“大中学”，即“大学中庸”之学。

颜钧认为，天地之间，最为可贵的是人，人最可贵的是心，人是天地之心，心是人身之主。他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并以“大学中庸”对此加以解释：“自我广远无外者，名为大；自我凝聚圆神者，名为学；自我主宰无倚者，名为中；自我妙应无穷者，名为庸。”他重视人的欲望，支持随心所欲，但要“不逾矩”。统治者要尊重民众的欲望，满足民众的需要。如果每一个民众的需求都得到了尊重和满足，则社会安定，天下太平。

颜钧以布衣之身讲学，以匡救时弊，力挽糜烂世风，“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颜钧频繁奔走于各地，从事讲学。他的足迹遍布南北各地，他在江苏泰州、如皋、江都、扬州等地讲学，每次讲学，都是千人云集。后来耿定向曾经嘲讽颜钧，说他讲学时为表示贴近民众，曾就地打滚。李贽反驳，从未听过颜钧有讲学打滚之事，如果有之，“则山农自得良知真趣，自打而自滚，何与诸人事？”进而李贽嘲讽，天下之人，谄媚权贵，奴颜婢膝，无人不然，无时不然，无一刻不在地上打滚。“吾独憾山农不能终身滚滚也。当滚时，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

颜钧性格坦诚，有侠义风骨。他的好友赵贞吉获罪被贬，他一路陪同护送至贬所。他的老师徐樾在云南战死，他不远千里，前往云南，寻觅遗体。他视钱财为身外之物，学生罗汝芳为他准备了上好的棺材送终，他将棺材变现，帮助穷人。有门生去世，他再将自己备用的棺材送出。罗汝芳说自己的老师轻财尚义，视人犹己，哪怕自己忍饥也要周济他人。

颜钧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儒学真义，宣扬自己的学说。他讲学不拘一格，利用各种平台进行传播，听众既有达官显贵，也有市井小民。他努力将自己的学问通俗化，以达成传播效果，实现他所向往的理想状态。嘉靖三十七年，颜钧在各地游走讲学。此时耿定向担任监察御史，设计将他引诱到太平府讲学。颜钧到太平府讲学三日，被耿定向以诽谤圣学、有伤风化的罪名逮捕入狱。入狱后，颜钧先是受到杖击，浑身破烂，又被饿了七日。之后患上痢疾，侥幸得以不死。颜钧被关在监狱中，虽然外形颓废，但精神坚强。被囚禁之时，颜钧仍不忘讲学，众多狱友成了他讲学的对象。

在学生的营救之下，隆庆二年，颜钧被改为发配戍边。颜钧被发配到福建邵武，刚到福建就被名将俞大猷邀至身边担任参谋。隆庆五年，俞大猷送颜钧返回江西老家，此时他已六十八岁。经历了诸多磨难后，颜钧不再外出，在家乡讲学著述，留下著作颇多。万历二十四年九月，颜钧安详辞世。

颜钧一介平民，通过自学领悟，开创出学派。他游历四方，到处讲学，为的是挽救时弊，开启民智。他的授课对象，有底层贫民如车夫、盐夫，也有和尚、尼姑、囚犯之类，他真正践行了有教无类。他的努力，促进了儒学民间化的进程，儒家理念被各个阶层所知晓。他在全国各地的讲学，培养了一批泰州学派的中坚人物，使泰州学派获得了更大范围的传播。他将王艮思想进一步发挥宣扬，又影响到了自己的弟子。颜钧的弟子罗汝芳、何心隐，日后都成为学术大儒。颜钧以一介布衣，从事讲学悟道，并以其独立的人格、进取的精神、对学术的孜孜追求，阐释了儒家的修治齐平思想。他的思想，在当时被人视为“畸怪”，可后世再看他当时的思想言论，却是何其地吻合于人性。每个人都过上美好的生活，也就世界大同了，这就是颜钧的梦想。

泰州学派传至何心隐时，已不单单是主张摒弃经书、纯任心性，更具有掀翻天地的气势。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江西吉州永丰人，为躲避严嵩迫害，改名何心隐。嘉靖二十五年，他在江西省试中高中解元，本可入仕。在接触泰州学派后，他受“百姓日用即是道”的影响，认为道在兹矣，拜颜钧为师。

何心隐创立聚和堂，领导全族过起大同社会的生活。何心隐还将非血缘的师友关系，凌驾于父子兄弟之上，打破了正统的三纲五常观念。何心隐的学说、行动，对社会主流价值观产生了强劲冲击，他也因此被视为“妖人”。

何心隐如狂侠一般，每见不平，即狂吼而出，由此得罪了地方官。嘉靖三十八年，永丰县令有赋外之征，何心隐作书讥讽，被关入狱中，得了友人帮助方才得脱。嘉靖三十九年，他入京师讲学，方技杂流无不从之。何心隐第一次在太学与张居正会面时，曾问张居正：“公居太学，知大学道乎？”张居正云，未曾听过，何心隐讥讽道：“尔意时时欲飞，却飞不起也。”张居正不动声色，心中暗恨之。据明人记录，此次在京师，他通过江湖术士蓝道行，设计致严嵩下台。严嵩虽倒，严党仍有实力，他遂改名“何心隐”，行走江湖。

何心隐思想的核心，有“欲”“仁义”等内容。他反对“无欲”，主张尊重人性的欲望，同时又希望欲望不要过度，能加以控制，故而要寡欲。他主张帝王将相与百姓同欲，将此进一步发挥，则帝王将相所欲，也是平民百姓所欲，再进一步发挥，则帝王将相要与平民百姓共享财富与权利。何心隐的学说，吻合了新兴阶层的需要，也为卫道士所警惕，如顾宪成云：“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

以儒家思想为支撑的信仰系统，以自耕农、地主为支撑的农业经济，以科举制选拔的官僚为支撑的政治结构，是大明江山大鼎的三只鼎足。一旦一只鼎足出现倾斜，则江山这个大鼎就会倾斜；如果三只鼎足都出现问题，则会倾倒。作为信仰系统的儒家传统思想，面对着泰州学派狂飙般的出击，虽鼎足未动摇，已开始有鼎颤之感。对于高呼奔走讲学的泰州学派，明廷持续进行打压，嘉靖、万历、天启三朝，多次封毁书院，禁止讲学。至万历朝，张居正主持中枢，毁天下书院，禁止聚众讲学。

何心隐拍案而起，高声呐喊：“持正义，逐江陵去位，一新时局。”他非潜龙，而以“见龙”自诩，金光熠熠，而不知潜藏。行走于世，不知韬光养晦的何心隐，得罪了从地方到中枢的官员。万历五年十月，湖广巡抚陈瑞以“大盗犯”罪名，通缉何心隐。同年十二月，继任湖广巡抚王之垣继续通缉。万历七年三月，何心隐在祁门县被捕，由祁门解至江西，又由江西解至南安、湖广，沿途三千余里，“其不识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余里皆然也”。

被捕之后，何心隐见巡抚王之垣，坐不肯跪。被痛笞百余下，何心隐只是笑笑而已。入狱之后，门人送入酒菜，见他惨景，不由流泪，何心隐又是一笑。九月初二，何心隐被杖杀于狱中，临刑前云：“杀我者，张居正也。”

泰州学派发展到颜钧、何心隐，已挣脱名教束缚，有掀翻天地之势，“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程学博《祭何心隐文》中云：“平生精力，自少壮以及老死，自家居以至四方，无一日不在讲学，无一事不在讲学。自讲学而外，举凡世之所谓身家儿女，一切世情俗态，曾无纤毫足以挂先生之口，而入先生之心。”李贽在《何心隐论》中盛赞道：“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独不肯治生。公家世饶财者也，公独弃置不事，而直欲与一世圣贤共生于天地之间，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与世异也。”

容肇祖认为，何心隐是泰州学派的后起中最切实、最有力、最激烈的一人。他抱着极自由、极平等的见解，张皇于讲学，抱济世为目的，以宗族为试验，虽破家不顾。虽得罪于地方官，得罪于时宰，亦在所不惜。容肇祖认为：“他是不畏死的，遂欲借一死以成名。他的思想是切实的，所谓‘不堕影响’。他以为欲望是可以寡而不可以无，可以选择而不可以废。欲以张皇讲学，聚育英才，以补天下的大空。他的目的太高，而社会的情状太坏，故此为当道所忌，不免终于以身殉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