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与明末科技

李约瑟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超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华文明却未能产生与欧洲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在16、17世纪，甚至18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各项基本指标，比如人口增长率、人均GDP和生活水平、工业化程度、市场规模和运作状况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等，丝毫不逊色于西欧，在一些重要领域甚至比西欧表现得更为出色。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技术等各方面一度领先，直到前工业革命时期，仍与西欧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国，为何没能发展起来？为何中国不但在国际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一度沦落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我们通常把这些疑问称为“李约瑟难题”。

中国人自己也提出了疑问：在中国科技史上，我们能够找出一些在当时世界上领先的成果。例如，在公元1世纪时，中国就已经发现磁铁的指南性质；到10世纪时，罗盘已广泛运用，这比17世纪西方吉尔伯特磁学研究要早十几个世纪。但是，在这十几个世纪中，中国为什么没能在磁场发现的基础上创立物理学，而西方人一经发现，便能迅速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呢？

另外，“我们有占星术及历法，却没有天文学；我们有测量面积和体积的方法，却没有几何学；我们有名家，却没有系统的伦理学；我们有章句之学，却没有文法学。这种差异绝不是近代始然，远在周秦希腊时代已昭彰可见了”。

明末清初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从传播的方向上看，是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双向运动。东学西传是以深层次的哲学为主要内容，而西学东渐则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从交流的主导者来看，起主要作用的都是西方来华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传教士。他们翻译介绍了大量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作品，并在欧洲思想界传播，对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起着影响；他们也将西方的最新科技知识，传入了中国。从内容看，传教士翻译的西学，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物理、机械、炮术、医学等自然科学和技术，缺少政治思想和哲学理论方面的内容。

从传播的范围看，主要限于宫廷、上层士大夫和少数知识分子，没有深入到社会各阶层中去。

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努力，影响到了一批中国士大夫。1600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在南京初晤，此后徐光启追随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但徐光启、李之藻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只是明朝体系中的极少数，且其所接受的知识体系，多为器物层面，以满足明廷对天文、战争、历法的需求。在大明王朝士大夫的认知之中，中华仍然以文化先进而居于朝贡体系之中心，而利玛窦等传教士，不过是文化落后的朝贡国因仰慕天朝而派来的使者。

利玛窦来到中国，向中国的士人们展示了真实的世界地图景象。这幅地图打破了中国人以往“天圆地方”的认知，中国士人面对它时，反应是震撼的，“是时地圆地小之说初入中土，骤闻而骇之者甚众”。惊骇之后，明末的一些知识分子接受了多种文明共处的世界地图，李贽、李之藻、方以智等人都开始引用这幅地图中的说法。但西方文明带来的冲击，却未能对“华夏中心说”“华夷中心说”产生根本的影响。利玛窦制《坤舆万国全图》时，将地球分成东西两个半球展现在平面地图上，作为远东的中国，自然处在地图最东面，这种布局对以“中央之国”自诩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利玛窦将子午线从地图的中央向西移动170度，使中国正好处于地图的中央。这种中国处于世界地图中央的布局，一直延续至今天。如此调整，吻合了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乃是世界的中心，疆域广阔，四海来拜。

对于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科技，除了个别士大夫，普遍没有表现出特别的震惊或热情，在皇帝与官僚们眼里，这些科技不过是玩物而已。虽然西方有犀利的火枪、火炮，但可以仿制，或是直接从夷人手中购买。至于火器背后所代表的科技进步，并未得到特别重视。明代士人对付西学的策略，不外两类。一类是将西学纳入中国传统思想中进行重新解说，将欧洲已有的科技成就的源头，硬生生地说成是中国古人。另一类则是干脆把西学从中国思想世界中清理出去，以维护思想体系的稳定性。传教士带来的学问，只能局限在器、物范围内，而不能跳出这个范围，威胁到中华文化的根本“道”。至于这个“道”，则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华夏中心说为核心，以中央集权机制为表现，被视为是万年不变、最为先进的文化之道。

利玛窦等传教士，在明末将大量欧洲的科技知识传入中国，如机械制作法、透视画法、翻译的欧几里得数学书籍、包含最新世界探险活动成果的世界地图等。晚明传教士传播了大量的西方科技内容，直接影响到了晚明的军事革命。但这些科技内容，却未给其他领域带去变革，乃至引发科学革命，这又是为什么？

科学与技术有着深刻的联系，但同时还有着深刻的区别。科学追求的是规律性、真理性，它是超功利的；而技术则有着强烈的实践性和效用性，它直接受着功利的制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技术的概念强，而科学的思维弱。中国哲学中“真理意识”和真理至上的观念较为薄弱，这也导致了中国的学术活动中，缺少一种“科学精神”。

所谓“科学精神”，是指一种对真理执着追求的精神，指追求真理时所必备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实证精神。西方古希腊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西方近代科学的勃兴和发达，都是对“真理”和“知识”热情追求的自然产物，西方近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也是追求真理、渴求知识的附带产品。

而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发明创造，如中国的天文学，主要为政权提供天象预测，缺少对天体运行规律的探索。同样，在产生了影响世界的火药，以及影响西方近代化学的道教修炼术中，其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修炼金丹、仙药。而修炼丹药的目的，更是直接为帝王服务。正是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发明了改变世界的火药。而道士们的炼丹术，经过阿拉伯人传入西欧，也被发展成为炼金术，推进了近代化学的发展。但火药在中国，更多成了点缀日常生活的烟花，而不是拿它作为改变世界的动力，也未形成系统的化学知识。

从人才体制来看，科举制、官僚机制也限制了科技的发展。明代重明经科，取消明法科、明书科、明算科等实用科目，考生答卷时要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根据，“非圣人之言不言，非经中之语不用”，严重约束了士人的思维。由科举取士，将整个社会的思维塑造为官本位，以投入官场为荣，膜拜权力，臣服权力，社会中的精英人才纷纷以进入官场为目标，人生的主要精力耗费在枯燥呆板的八股文之中，哪有余心余力关注于研究科学，推广科技，带动社会发展。明代宋应星就感受到中国教育取才与实学、科技、社会的严重脱轨，他发出哀叹：“纨绔之子，以赭衣视笠蓑；经生之家，以农夫为诟詈。晨炊晚饷，知其味而忘其源者众矣。”

科学上的革命性突破，来自商业上的革命。商业的发达，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将科技上的成果加以转化，产生效益，进一步又鼓励、推动科技的创新和突破。商业上的革命，则来自政治的变革，需要一个鼓励商业发展、保护产权的政治机制。由于政治制度僵化，权力高高在上，商业受到各类限制打击，在古代中国，商业革命及相应的政治变革很难做到。

在西方，技术只是科学的一个附带产品，它是在科学探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中国古代的科学始终受着功利实用的制约，并且只是在功利实用的范围内才得到发展。功利化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科学精神”的普遍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