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到中国的陆若汉

利玛窦去世之后，更多的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在华传教事业有了一定突破。南京、北京、杭州、南昌、上海、山西、陕西等地涌现出了一批天主教徒，具有一定影响力。但天主教在华传教，仍然面临着内外双重压力。

就内部而言，天主教中，保守派认为利玛窦等在华对中国礼俗的让步，是极大错误。就外部而言，天主教受到中国士人及僧侣们的反对，各地开始出现教案，传教士被殴打驱逐。利玛窦去世后，主持中国教会事务的龙华民，一改往日低调的传教风格，“其徒自夸风土人物远胜中华”，公开批评儒佛道。往日利玛窦走上层传教路线，被证明极为成功，但龙华民在韶州传教时主张：“从高官大员开始而乡下愚夫愚妇，都应该劝他们信教”，结果引发与普通民众的冲突。

在中国文士阶层看来，传教士实在充满了神秘，具有邪恶之感。明廷禁止民间观测天象，制造天文器械，而传教士则精通此道。《大明律》中，严禁私家告天，书符咒水，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天主教的仪式之中，有洒圣水、圣油等内容，聚男女于一室，这也引起时人警惕，认为是邪术聚众，蛊惑民心。而天主教的“天主”二字也引发了麻烦，“三代之隆也，临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本朝稽古定制，每诏告之下，皆曰‘奉天’，而彼夷诡称‘天主’，若将驾轶其上者。然使愚民玄惑，何所适从？”

万历四十四年七月，南京礼部侍郎沈榷，以“妄称天主教，煽惑人民”等为由，在南京逮捕王丰肃、谢务禄等传教士及天主教徒。此案发生后，徐光启出面加以辩护。八月，沈榷又逮捕八人，认为他们是邪党，“潜搭窝棚，私行刻刊，四处投递”。虽然徐光启再三陈述，天主教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万历帝还是下令，将在北京的庞迪我、熊三拔，在南京的王丰肃、谢务禄，解出两京，不准在内地逗留。

随后的战局与朝局的发展，为天主教在华传教又开启了大门。就朝局而言，天启元年，方从哲致仕，叶向高担任内阁首辅，他对天主教态度比较宽松，徐光启、李之藻陆续复出。就战局而言，天启年间，明军在关外屡遭败绩，而后金通过俘获的明军，掌握了被视为国之重器的火炮，这让明廷上下十分忧虑。

此番复出之后，李之藻、徐光启先后上书，建议前往澳门购买火炮。天启元年，明廷遣张焘、孙学诗前往澳门，商议购炮事宜。天启三年四月初三，张焘率夷目七名、通事一名、傔伴十六名携炮抵达北京。葡萄牙雇佣兵的到来，让天启帝很是欣喜，特命设宴款待。葡萄牙人在京师教授操炮技术约半年，其间有葡萄牙雇佣兵在试放大炮时被炸死。通政使何乔远为葡萄牙兵若翰哥里亚撰写墓志铭：“视此翰哥，如山比蚊，彼生而殄，此殁而闻，遥遥西极，洸洸忠魂。”

西洋大炮的引进，使明军在作战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也使传教士改善了境遇，传教士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中国传教。崇祯元年，明廷再次从澳门购买火炮，招募葡萄牙炮手。崇祯二年二月，澳门“谨选大铜铳三门，大铁铳七门，并鹰嘴护铳三十门”，运送入京。此次随同葡萄牙人入京的，有充满传奇色彩的传教士陆若汉、统领公沙的西劳等。

陆若汉一生充满传奇，他出生在葡萄牙中部的乡村，此地农民朴实强壮，性格倔强。陆若汉是个孤儿，少年时代，恰逢耶稣会将很多孤儿送到东方，作为传教士的助手与侍从。十几岁时，陆若汉随耶稣会东方巡视员范礼安一起，前往东方。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海上航行，于1575年抵达果阿，在此休整之后，前往日本。

1577年，陆若汉随同耶稣会传教士一起抵达日本长崎。自沙勿略在日本开拓之后，传教士在日本取得了成效，得到织田信长的支持，在京都修建了南蛮寺。抵达日本的第二年，陆若汉前往京都，目睹了天皇衰败，住在破旧的宫殿中，过着清苦的生活。范礼安要求传教士掌握日语，依照日本风俗生活，为此在日本创设了神学院。将近二十岁的陆若汉，在异国他乡获得了系统教育的机会，于神学知识、科学知识之外，更熟练掌握了日语。

1591年，陆若汉随范礼安前往聚乐第拜会丰臣秀吉，并全程充当翻译。多年之后，陆若汉回忆起当时宴会的繁华盛景，不胜慨叹。陆若汉深受丰臣秀吉赏识，被留下来充当翻译，负责耶稣会与丰臣秀吉之间的沟通。陆若汉与丰臣秀吉保持了良好关系，被视为挚友，乃至丰臣秀吉在去世之前，还特意召见陆若汉，予以厚赐。

丰臣秀吉死后，在关原之战中德川家康胜出，与耶稣会关系良好的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及一名天主教大名被处死。德川家康胜出之后，对耶稣会传教士表现出的善意，让担忧遭到报复的传教士觉得不可思议。陆若汉前去拜会时，德川家康隆重地加以款待。此后，陆若汉与德川家康保持了良好关系，甚至被指定为德川家康的贸易代理人，长崎的葡萄牙商人都要通过陆若汉来进行贸易。

1610年，在日本生活了三十三年的陆若汉被驱逐至澳门。至于被驱逐的原因，一说是因为与贵族女性的暧昧关系，另一说则是其长期把持贸易，招致日本官员痛恨。陆若汉被驱逐，标志着耶稣会与德川幕府的“蜜月”结束。1612年，德川幕府颁发禁教令，在幕府领地禁教。1614年，幕府在日本全国禁教。

陆若汉担任澳门耶稣会司库助理或司库，为被从日本驱逐的传教士们募集款项，安排好生活。此外，陆若汉每年夏季还要随葡萄牙商人前往广州，参加贸易。1613年，陆若汉秘密深入中国内地，前后长达两年，曾至南京、北京等地考察。在北京时，陆若汉见过徐光启和李之藻，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在军事上的观点影响到了二人。对于利玛窦适应中国文化风俗的传教政策，陆若汉则大力反对。之后，陆若汉返回澳门，作为葡萄牙在中国的贸易代表，每年前往广州贸易，交涉处理各类纠纷。

崇祯元年，六十七岁的陆若汉加入葡萄牙人远征队，护送火炮前往北京。公沙的西劳在澳门已有二十余年，具有军事才华，熟悉中国事务，故而被选为统领。远征队从广东路过时，当地官员给全队人员赠送了银子与丝绸衣服。途经徐州时，远征队缺乏川资，徐州知州韩云是天主教徒，捐助二百金壮行。陆若汉特意留下书信一封及火绳铳一门，表示感谢。

崇祯二年十月初二，远征队抵达山东济宁，被明廷催促快速北上。此年皇太极亲率大军，绕过宁锦防线，取道蒙古，进逼北京。远征队所送大炮未至，徐光启建议任用耶稣会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守城，认为二人虽不通军事，但其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可以帮助守城。

十一月二十三日，远征队行至涿州，得知北京被围。十二月初一，葡萄牙炮手护送火炮，行至琉璃河，得知良乡已被攻破，紧急退回涿州。返回路上，炮车轮辐损坏，大铳几至不保。此时涿州城内外，士民咸思逃亡南方。知州陆燧、旧辅冯铨一力担当，将撤回的火炮分布城上，演放火炮，昼夜防御；有此等犀利火器守城，人心稍安，“奴虏闻知，离涿二十里，不敢南下”。此番作战火炮奏功，战后留下四门大铳防守涿州，另外六门大铳，送入京师。远征队再次上路，前往北京。

崇祯三年正月初三，远征队抵达北京，“帝以澳夷陆若汉等远道输诚，施设火器，藉扬威武，鼓励宜加，命有司赐以银币”。葡萄牙雇佣兵入京后，立刻投入到训练明军的工作中，成效显著。陆若汉、公沙的西劳建议，再招募三百至四百名葡萄牙军人，配以全套武器装备，用为前驱，佐以火炮，可奏奇效，不过二年可以恢复全辽。徐光启对此也是大为心动，上奏请求由自己与陆若汉同往澳门，招募将卒、采购枪炮，训练出一批精兵，则数年国耻，一朝可雪也。

崇祯帝批示，徐光启不必亲自前往澳门，由陆若汉去招募即可。高龄的陆若汉不辞辛劳，当即南下，前往澳门招兵买马。此年六月，天主教徒孙元化巡抚登莱东江，公沙的西劳等葡萄牙兵划归其指挥。

陆若汉在澳门招募的葡萄牙军人，人数在三百至四百名之间。远征军越过梅岭隘口，进入江西，抵达南昌时，突然遭到变数。广东地方上的商人对此次葡萄牙人前往北方助战，很是担忧；一旦葡萄牙人在北方取得战绩，皇帝开恩，此后葡萄牙人将可以越过广东，直接与整个大明贸易，这必将动摇广东与葡萄牙人贸易所带来的利润。广东香山人卢兆龙正担任礼部给事中，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言人，他接连上奏，反对葡萄牙人北上。此时恰逢后金军队撤走，局面看起来得以缓和，崇祯帝被说动，遣使者至南昌下旨，令远征军返回澳门。因为澳门新献军火一批，大部撤回之后，陆若汉及少部分人得以继续北上。

因为地方利益的牵绊，因为皇帝的短视，大明王朝就这样错过了一次采用西方军事技术，进行大规模武装的机会，直至最后覆灭。

崇祯四年二月，登莱巡抚孙元化因坚持使用葡萄牙兵，遭到卢兆龙弹劾。卢兆龙在奏疏中认为：“数万貔貅，尽可训练，何必借力于远人？盔甲枪牌，必有给造，安在重惜比火器？”荒唐滑稽的卢兆龙，当大明几十万大军被摧枯拉朽击溃时，还在蒙住双眼，大谈使用盔甲枪牌；还在诛心，大谈“澳夷之蓄谋不轨”；还在发出惊恐之论，一旦葡萄牙人“反戈相向，元化之肉，恐不足食也”。就是这样的人物，当日被视为刚正不阿、正气凛然，被崇祯帝描述为“刚大精神、直方气骨”，千古之下，兆龙之肉，恐不足食。

广州府推官颜俊彦受命，追缴葡萄牙人所用饷银。为了追缴银两，广东官方将葡萄牙人通事扣下，另外扣留了前来广州贸易的葡萄牙船只。为了此笔银两，广东地方官员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关系紧张，又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波澜。此事闹到北京，崇祯帝也觉得面上无光，是自己让陆若汉去招募葡萄牙人，之后不要人家来了，现在却追着要钱，实在说不过去，遂下令免除追索银两。

陆若汉及其他若干人仍继续北上入都，并由北京而往登州，协助明军将领孙元化训练炮手。孙元化是天主教徒，以军功荣升登莱巡抚。因为清军围攻大凌河，困住明军祖大寿部，孙元化遣孔有德领兵前去增援。孔有德领兵行至吴桥，发动兵变，回攻登州。在登州的葡萄牙雇佣兵及陆若汉等，都投入到守城战之中。

明军与葡萄牙人在一个月时间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包围的叛军出现了很多死伤。一日，公沙的西劳在城上，一手执灯，一手向叛军发炮，被叛军放箭射中心胸处，次日身死。登州城被困日久，城中有士兵将城门打开，放入叛军。七十一岁的陆若汉带领尚存的十二名葡萄牙雇佣兵，乘着夜色从城墙跳到雪地上，于雪中逃亡，回到北京。

登州兵变，对大明王朝是一场致命的打击。孙元化、陆若汉费尽精力训练的明军炮兵官兵，随着孔有德、耿仲明叛变，流到皇太极手下，极大地提高了后金军队在火炮上的技术。此后面对明军的坚城，后金不再是望城兴叹。而孙元化被杀，葡萄牙炮队覆灭，使明军一直视为国之屏障的火炮技术急剧下降。

崇祯五年四月丙子，兵部尚书熊明遇上疏，列出了战死、战伤的葡萄牙雇佣兵情况：“公沙的、鲁未略等十二名捐躯殉难，以重伤获全者十五名。”明廷追赠公沙的西劳参将，副统领鲁未略游击，铳师拂郎亚兰达守备官衔，其他战死者追赠把总衔，各赏银十两给其妻孥，由陆若汉带回澳门转赠。陆若汉返回澳门后，募军之事未成，于崇祯七年病逝，葬于澳门青洲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