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上层路线突破

1563年，有八位耶稣会传教士在澳门，此时澳门有五千居民，其中有九百名葡萄牙人。传教士多次向广东官员申请到内地传教，都被拒绝。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眺望中国而不得深入的窘境后，范礼安神父的到来开辟了传教事业新局面。

1578年，意大利籍传教士范礼安首次来到澳门，考察在中国的传教情况。他发现，一些耶稣会传教士要求中国信徒学习葡萄牙语，取葡萄牙名字，生活方式也葡萄牙化。范礼安意识到，不同于美洲、非洲等“野蛮之地”，中国是个历史悠久、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这个民族聪明，有成就，献身于艺术研究。在华传教，必须采取全新的方式。传教士“必须不单单学会广州话，还要学官话，而且不单单会讲，还得会认方块字，会写”，以熟悉中国人的文化风俗和思维习惯。

于是，精通中文成了传教士们的第一要务。精通中文前，他们可以不去传教。范礼安考察澳门后，来自意大利的罗明坚和利玛窦接踵而至。范礼安特意为他们安排了教师，给予一切便利条件，让他们安心研习中文，为他们深入内地传教做准备。

中文这座大山挡在传教士面前，但传教的热忱，让他们硬着头皮，决心攻克难关。1579年，罗明坚来到澳门时，已经三十六岁了，早就过了学习外语的最佳年龄。同时，那时学习汉语还有另外一种困难：没有合适的教材，更缺乏合适的老师。这可怎么办呢？后来，在致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书信中，“劫后余生”的罗明坚这样描述他的学习历程：

“起初为找一位能教我中国官话的老师非常困难，但我为传教非学官话不可。可是老师如只会中国官话，而不会讲葡萄牙话也是枉然，因为我听不懂啊！因此后来找到一位老师，只能借图画学习中国语言了。如画一匹马，告诉我这个动物中国话叫‘马’。”

就这样通过幼儿认字、看图学话的方式，一年后，罗明坚掌握了一万五千个汉字，终于能读些中文书了。三年后，他甚至已经能够用中文撰写文章。1584年，罗明坚在广州刻印了第一本中文的天主教教义纲领，即《天主实录》。除了向中国传播天主教教义，罗明坚也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大约在1590年，他带着一批中文书籍和译稿返回罗马。译稿中，就有儒家经典《大学》的拉丁文版。罗明坚特地作诗一首，回顾自己的学习经历：

“数年居此道难通，只为华夷话不同。直待了然中国语，那时讲道正从容。”

“讲道从容”的罗明坚被允许在中国居住，进而打开了传教的局面。耶稣会听说了罗明坚的成就，便派遣另一人前来，扩大战果。这位新人，便是利玛窦。他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利玛窦学起中文来，进步神速。这既得益于罗明坚的帮助，更有赖于他超人的记忆能力。利玛窦的方法是，先在大脑中建立一座“记忆的宫殿”。根据自己所要记忆的内容，决定房子大小、房间多少。每座房间都要编号，以便于查询。这所宫殿，要地势高、平坦、稳定，永远恒定。同时，利玛窦将汉字分为“本象”“作象”“借象”等。“日”“月”等象形字，便是“本象”；日月合为明，大耳朵悬在门中为“闻”，就是指示、会意字的“作象”；借声借形触类旁通的就是“借象”，比如用“狗”记“苟”，用“猫”记“描”。汉字在利玛窦脑子里，变成了分类明晰的模块，鲜活的形象。慢慢地，利玛窦就能“渐晓语言，旁通文字，至于六经子史等篇，无不尽畅其意义”了。

学好中文之后，利玛窦吸取了前人传教失败的教训，针对中国社会现实，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方法，以打破中西文化交流的壁垒。1583年，罗明坚、利玛窦，贿赂肇庆知府王泮，获准建造教堂。所建教堂，名为“仙花寺”。利玛窦等人剃头去鬓，身穿僧袍，打扮若中国和尚。为了吸引教徒，传教士们举办了欧洲的器物展，如自鸣钟、三棱镜、地图、天文仪器、欧洲书籍等，吸引了一批人前来。

利玛窦认识到，在中国要想传教，就必须走上层路线，争取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利玛窦来到中国后，竭力结交各级官吏，向他们赠送日晷、自鸣钟、三棱镜等西方珍奇物品，并按中国的方式与士大夫们交往。在广东肇庆，利玛窦谒见知府时，按中国习俗行跪拜礼，声称他们是“侍奉天地真主的修士，仰慕中国政治昌明，由西洋航海而来”。

利玛窦的中国好友瞿汝夔，到处宣扬欧罗巴番僧利玛窦的才华，乃至被学者章潢、江西巡抚陆万垓等所知。章潢《图书编》云：“近接瞿太素，谓曾游广南，睹一僧，自称胡洛巴人，最精历数；行大海中，惟观其日轨，不特知时知方，且知距东西南北，远近几何。”1596年，利玛窦一到南昌，立刻被江西士庶奉为上宾，争相交往。据利玛窦记录，在南昌城里，“众人都好奇地想见我一面，有这么多群众来看望，还有重要的文人与要人，真使我兴奋异常”。白鹿洞书院山长章潢，特意邀请他前去讲学。在书院，利玛窦直接面向中国学子讲学，讲述了数学与上帝救赎，这是前所未有的。

利玛窦在南昌，与一众明廷高官把酒言欢。席间，利玛窦表演了一把“魔术”。他让士大夫们在一张纸上随意写许多汉字，每个汉字只念一次。利玛窦声称，只要听过一次，他就能将杂乱无章的汉字背下来。字落纸上，利玛窦开始背诵，他甚至倒背如流。士大夫们为之绝倒，纷纷向他请教记忆方法，以至于吸引了时任江西巡抚的陆万垓。当时，陆巡抚的三位公子正在准备科举考试。陆万垓召见利玛窦，半是请求、半是胁迫地要利玛窦写出一本“速记法”册子《西国记法》，帮助他的儿子科举高中。南昌士子被利玛窦的记忆术所倾倒，每日里络绎不绝，前来拜访，希望拜利玛窦为师。

利玛窦在南昌与建安王相识，他还撰写了《交友论》一文，献给建安王。该文讨论了友谊的重要性，“如世无友，如天无日，如身无目矣”；而一个好友，则是“我荣时，请而方来，患时不请自来，夫友哉”。利玛窦的《交友论》，朗朗上口，深合明代士人阶层的心理，一时广为传播；当时士人以一睹此书而后快，利玛窦也在中国士人阶层中树立了声望。

利玛窦的朋友圈极为广泛，如王公贵族、朝廷宰臣、六部各卿、地方名宦、学者、僧侣、商贾及黎民庶人，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多数阶层。利玛窦朋友圈中的上层人士，对他在华传教提供了帮助，为他打开了传教的局面。

除了结交上层人士，利玛窦等传教士采取适合中国习俗的传教方式，遵循中国的礼仪风俗，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以儒家的圣人、经义比附天主教，以减少传教的阻力。为了真正融入中国社会，耶稣会传教士在行为举止的中国化方面下了一番功夫。他们注意顺应中国的礼俗，取中国姓名，“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

利玛窦等人初入中国时，就将黑色的传教士服饰换成中国僧人服饰，乃至一入中国，就被人引去佛寺，以为是僧侣。利玛窦在中国穿着僧侣服饰多年，“每过佛堂，并不顶礼膜拜”。瞿汝夔与利玛窦于万历十七年就在广东肇庆相识，利玛窦一身和尚装束，试图在士人中进行传教，却收效甚微。瞿汝夔劝告利玛窦，放弃和尚装束而改穿儒服。1595年，利玛窦决定改穿儒服，以利于结交知识分子。利玛窦“离开韶州前，已经做好一套漂亮的绸质服装，准备在特殊场合穿用，另有几套为平日使用。所谓漂亮讲究的，即儒者、官吏、显贵者所用，是深紫色近乎墨色绸质长衣，袖宽大敞开”。

在对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有进一步了解后，传教士们认识到，只有在尊重中国传统习俗如祀天、祭祖、尊孔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传教。利玛窦等传教士适应中国习俗，进行传教，一步步打开了传教的局面，发展出了一批中国信徒，其中有徐光启、李之藻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