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勿略入华之努力

随着葡萄牙、西班牙对东方的开拓，传教士随之而来，在东方进行传教的尝试。沙勿略是最早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但他进入中国的努力却遭到挫败。此后的传教士，如利玛窦等人，适应中国文化，对中国风俗加以让步，终于得以走入中国。传教士的到来，在带来、传播他们的教义的同时，也将西方的最新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并吸纳了如徐光启这样的中国士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晚明。但传教士的到来，科学技术的传播，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晚明的颓势，而中国的科技此时也未能实现质的飞跃。

东西方两个世界，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隔绝状态。虽有丝绸之路连接，但这更多的是物质上的交换，而非文化上的交流。在中国所处的东亚世界中，中国一贯以文化昌隆而自傲，为周边各国所膜拜，并给予他们以深刻影响。由于中国文化的强大，必须有一种强势且充满扩展精神的文化，方能与中国文化以平等姿态对话、交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可以在中原疲惫之际，越过长城而逐鹿中原。但这些以武功自负的马上民族，能征服土地，却无法征服文化，在强大的中原文化面前，“蛮夷”们也开始之乎者也了。故而中国一直是以文化的输出者自居，这就决定了在早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中，中国文化是以岿然不动的姿态对待其他外来文化的。

充满扩张精神的天主教，在中世纪仍无法将骑士的铁蹄跃过浩瀚的海洋，只能将中西两个世界文化交流的重担，压在传教士的肩上。16世纪，随着葡萄牙、西班牙开辟了欧亚之间的海上交通，传教士经由海路来到中国。16世纪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由马丁·路德创立的新教，对腐朽的教廷和保守的教义发起了挑战，很快就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面对新教的挑战，天主教会不得不实行内部变革，以改造教会，保住并扩张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创立于1534年的耶稣会是天主教对外扩张的主要力量，军事化的耶稣会除了以武力传教外，还创办学校，培养博学的牧师，以知识作为扩大影响的手段。耶稣会派遣的传教士前往南美、非洲和亚洲，奠定了今天一些国家信仰的基础。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国，自然吸引了众多充满宗教激情的传教士前来开拓。

1552年12月，广东台山市西南方海中的上川岛上，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在凛冽的寒风中，挣扎着抬起头望向远方，带着壮志未酬的不甘，遗憾辞世。

沙勿略所处的时代，是西方文艺复兴的时代，产生了托马斯·莫尔、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塞万提斯等一大批伟大的人物。此后欧洲经历了宗教革命、航海大发现，进入了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沙勿略出生在西班牙，父母是虔诚的教徒。1529年，在巴黎圣保罗神学院学习时，沙勿略结识了罗耀拉。1534年8月，沙勿略、罗耀拉等七人在巴黎蒙马特圣母教堂成立了耶稣会。七人共同发愿，服从教宗差遣、以传道为使命。“虔诚与外交手腕的混合，苦行与世俗交往思想的混合，神秘主义与冷静盘算的混合，这就是罗耀拉的性格，这就是耶稣会的标志。”耶稣会成立后，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浮海而来。他们学习中文，进入中国，融合文化，以便于实现传教的梦想。

1541年，受葡萄牙国王派遣，沙勿略作为“教庭远东使节”前往东方传教，先后抵达莫桑比克、果阿、锡兰、科钦、满剌加和摩鹿加群岛等地。1547年，沙勿略在满剌加经葡萄牙商人介绍，认识了避祸海外的日本鹿儿岛武士池端弥次郎。池端弥次郎年轻时候干过很多坏事，受洗之后更名为保罗，他害怕死后被打入地狱，故而努力寻找赎罪出路。

翌年沙勿略将池端弥次郎带到印度，送入耶稣会设在果阿的圣保罗神学院，在对池端弥次郎进行教育的同时，收集日本及中国等地情报。据其记录，“日本的商人与中国交易，将银子、武器、硫黄、扇子送往中国。从中国带来硝石、生丝、陶瓷器、水银、麝香”。

沙勿略在东方传教的丰富经验告诉他，“学好中文，整个东亚是坦途”。1548年，他写信给葡萄牙驻印度总督，转述在上川岛与葡萄牙商人的对话，其中谈及对汉语的最初认识。他说：“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有学校……他们还把书带到日本，拥有关于一切知识的巨著，都用汉语撰写……从占婆到日本陆地的京都，人们都读汉字书籍。”1549年8月，沙勿略、托雷斯神父、费尔南德斯修士与池端弥次郎，搭乘中国商船来到了日本九州的鹿儿岛。

在鹿儿岛，沙勿略一行人得到领主岛津贵久的热情款待，并准许传教。沙勿略对日本人充满好感，认为其勇武善战，重视名誉高于金钱。沙勿略发现日本人多信仰佛教，认为“在日本传教最好的法子就是先到中国传教，因为它是日本的文化和思想的策源地”。而要到中国传教，就要学好中文。

岛津贵久对沙勿略充满热情，且允许他传教，希望通过他，开展与“南蛮”也就是葡萄牙的贸易。此外，他希望通过沙勿略，获得来自欧洲的火枪技术。但沙勿略热衷于传教，并未给鹿儿岛带来火枪技术与葡萄牙商船，地方上的僧侣又开始反对外来的“和尚”，岛津氏对沙勿略的态度日渐冷淡。

1550年10月，一艘从广东上川岛出发的葡萄牙商船进入肥前国的平户港。沙勿略闻讯之后，从鹿儿岛出发，前往平户，寻找进入中国的机会。在平户，他受到领主松浦隆信的欢迎，并在平户进行传教。松浦隆信曾庇护王直多年，此次的葡萄牙商船正是应王直之邀前来。松浦氏初期以为天主教只是异域佛教，并未加以警惕。随着对天主教了解的加深，松浦氏对沙勿略传教开始加以限制。

在平户无法突破，沙勿略转而想要进入京都。大概是经由葡萄牙人之口，沙勿略对中国的朝贡体系有所了解，一直努力想要进入日本京都，希望能获得通行证，进入中国。此时日本处在战国时代，各地大名争霸，彼此厮杀，路上风险极大。但沙勿略不为所动，固执地前去京都。

在京都的天皇徒有虚名，不愿接见沙勿略。沙勿略无奈折返平户，之后前往曾掌握中日勘合贸易的大内氏所居地山口城，拜访大内义隆。在山口城，沙勿略拜见了大内义隆，送上了钟表、铁炮、眼镜等珍稀礼物，得到传教的许可。

沙勿略虽在日本开拓了传教地，但遭受到了阻力，又未曾获得入华的许可证，于是在1551年11月返回果阿。在日本，沙勿略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每当他就天主教问题与日本人进行辩论时，日本人总是会说：“汝教如独为真理，缘何中国不知有之？”

这让沙勿略下定决心，要前往中国。此时的沙勿略，对中国充满了美好想象，认为中国是个爱好和平之国，是基督教国家无法比拟的正义之国，中国人聪明，富有才华，他们的国家乃是世间最富裕的国家。

1552年，沙勿略前往中国，希望在贸易及宗教上，敲开中国的大门。一路上困难重重，先是遭遇到了海上的巨浪，之后在满剌加又遭到葡萄牙人刁难，使他无法以官方使团身份进入中国。

1552年8月，沙勿略来到澳门附近的上川岛，虽然他作出了各种努力，却无法到中国其他地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沙勿略刚到中国时，身边带了在印度果阿学习中文的安东尼奥。可是安东尼奥由于缺乏练习，已经不怎么会讲中文了。无奈的沙勿略只得花二百金币，争取一位犹豫不决的广东商人做翻译。但这位商人又在葡萄牙人的干预下，突然变卦。

沙勿略对中国、日本的评价多为正面的，尤其是对于中国几乎是一色的赞美之词。也正是由于他对中国、日本的这种认识，使他有了“适应性”的传教策略，也使得他向罗马教廷要求派到日本、中国的传教士必须拥有丰富的知识与经验。

沙勿略是耶稣会前往东方的第一批传教士之一。他带着荣耀上帝的任务，不远万里、远渡重洋，希望敲开大明帝国紧闭的大门。沙勿略曾有过美好的幻想。他认为，只要组织一个奔赴中国的使团，觐见皇帝，就能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明传教。传教计划失败后，他便退居葡萄牙商人和中国居民走私贸易的据点——上川岛，寻找新的进入中国其他地方的方法。他找到了船，准备了向导，却染上疟疾，猝然离世。上川岛上，留下一方小小的墓园，一幢洁白的教堂。沙勿略去世后，天主教对入华传教日益重视，此后的三十年里，耶稣会、方济会、奥斯定会、道明会，都派出传教士，希望能进入中国传教，却都被阻挡在中国的大门之外。直到三十年后，传教士才得以进入中国内地。

1555年7月，耶稣会士巴莱特来到沙勿略安息之地上川岛。8月到11月之间，巴莱特两次试图进入广州，未能成功。此后传教士陆续来到澳门，并在澳门创办了教堂，1565年，传教士贝勒兹拜谒明廷守澳官员，希望到中国其他地方传教，双方发生了一段有趣的对话。守澳官：“你会说中国话吗？”贝勒兹：“不会。”守澳官：“那么，顶好你先去学习中国话。以后你再做老师，讲你们的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