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盛之世与力农致富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朱元璋重点打压的江南，又开始逐渐兴起，繁华至盛。明代江南社会经济，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飞速发展，被称为“圣明极盛之世”。经济学家傅衣凌提出疑问：“为什么嘉靖以后，江南经济会有这样迅速的成长呢？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为依据的。”

第一，白银货币经济勃然兴起，是江南经济发展的经济条件。

朱元璋将大明王朝视为一个大农村，整个经济面貌也体现为自然经济。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家赋役主要采取实物与力役。实物的交换落后缓慢，力役的征用占据了大量民力，整个国家经济落后，货币体系混乱。

至正统朝，南方各省漕粮改为金花银后，白银之禁松弛。赋役之外，盐税、商税、班匠等陆续发生变革，改为用银。嘉靖朝以后，来自日本、墨西哥的白银，通过海外贸易大规模流入中国，南方各地普遍使用白银，冲击了自然经济。充足的货币与频繁的流动，带动国家的财政转型，将人从繁重的劳役中解脱出来，促进了商品的流动，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万历朝一条鞭法施行后，虽有诸多不便，但以白银纳赋税，免除劳役，加速了白银的货币化，使一般手工业者可以免除徭役负担，这有利于江南地区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

第二，政治环境上的相对宽松，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政治条件。

明前期，朱元璋试图营造出“辨贵贱、明等威”的社会，通过一系列烦琐的法令条例、教化宣谕等，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加以控制。对各级官员，朱元璋也推行了一系列严格的管理，颁发了《辨奸录》《臣戒录》《御制大诰》《昭示奸党录》《逆臣录》《永鉴录》等训令，敲打文武百官，提出为臣不得好死十七事，“非仁、非忠、非三报一祀、假公营私、代报、非孝、非亲亲、侮、瞒、欺、诳、虐、诈、自高”。

朱元璋又发动了一系列政治大案，血腥清洗，使得各级官员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不敢逾越雷池。朱棣登基之后，采取高压手段，打击忠于建文帝的势力，也是一番血雨腥风。有人说，明前期做官如同“还债”，“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仁宗、宣宗二帝时期，三杨辅政，对明初政策加以调整，由严转宽，力求宽和，气氛逐渐改变。至明中期之后，做官被比作“讨债”，“近来圣恩宽大，法网疏阔，秀才做官，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至成化以后，国家太平无事，官员更是如鱼得水。

政治环境的宽松，活跃了社会氛围，带动了消费，促进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江南地区，苏、松、常三郡，被描绘为“市浮于农，文胜于质”。社会风气为之改变，开始追求奢华，如浙江《太平县志》载，明初地旷人稀，亩田不过一金，缙绅士庶衣不过细布土缣，非达官贵人不得辄用纻丝。至宣德、正统年间，奢侈之风竞起。成化、弘治年间，亩田已涨到十金，人人衣着华丽，广筑豪宅。

第三，江南地区发达的水利航道，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地理条件。

在传统社会之中，水道是最为便捷的通道，江南地区濒临长江，环绕太湖，又有大运河串通，是中国交通最为便捷的区域。

苏州地形四达，水陆交通，浮江达淮，倚湖控海。松江“雄襟大海，险扼三江，引闽越之梯航，控江淮之关键”。杭州“左浙江，右具区，北大海，南天目。四川之所交会，万山之所重复”。嘉兴“旁接三江，大海环其东南，震泽汇其西北”。

经由水路，一个个城市与小镇发展起来。元时郭畀搭乘船只，沿运河直达无锡：“十八日早发平江，午后抵无锡城。河中米船塞拥，舟子喧争，至昏黑方得通行，就泊无锡州门外。”可见当日无锡城的米业贸易，已是极为繁盛。明代在华的西方人就观察到，这个国家有大量的木材，十分便宜，又有很多铁，价格低廉，质量好，所以有许多的船舰。全国生长着数不清的树木，哪怕没有什么资财的人也容易制造一艘船，拥有一艘艇。《天工开物》中记载，浙西、平江纵横七百里内，“浪船最小者名曰塘船，以万亿计”。

无数船只航行在运河、太湖、长江的各个航道上，利玛窦从苏州经过时，对其繁华留下深刻印象：“经由澳门的大量葡萄牙商品以及其他国家的商品，都经过这个河港。商人一年到头和国内其他贸易中心在这里进行大量的贸易，结果是在这个市场上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嘉定娄塘镇，“虽系弹丸，而所产木棉布匹，倍于他镇，所以客商鳞集，号为花布码头。往来贸易，岁必万金，装载船只，动以百计”。

第四，明开国以来一直推行的经济作物政策，为江南经济发展提供了农业基础。

明初朱元璋规定：“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此后朱元璋多次鼓励，多种棉花者概蠲其税，不种者究治。在明廷持续重农政策鼓励下，桑、麻、棉得到广泛种植。

江南地方人口众多，土地紧张，杭、嘉、湖三府所属地方，地窄人稠，民间多以育蚕为业，田地大半种桑。明开国之后，一直对江南征收重税。农民只能通过种植棉桑，从事手工业，来增加收入。种植经济作物带来了民间经济的发展。如嘉靖年间，昆山魏氏父子“以力农致富”。无锡邹氏原是佃农，由从事农桑而发家致富。

江南地方，土地肥沃，水量充沛，适合此类经济作物的种植，种植棉桑能带来较高收益，更刺激了民间普遍种植棉桑。嘉靖年间，湖州府属良田种桑，所得倍于种稻谷。叶梦珠记录，明末松江地方，高产田一亩可得粮三石，一般亩产约两石。以高产稻田亩产三石计算，“米价以二钱为常”，所得稻谷值银六钱左右。改种棉花，则亩产八十斤，约值银一两三钱左右，所得胜过种稻一倍。

到了明末，丝绵日贵，治蚕利厚，植桑者益多，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间，绿荫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随着蚕桑的推广，江南地方上的丝绸行业大规模发展起来。苏州乃是当日的经济中心，城内纺织机房林立，雇工数万。“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口计。”

除了明廷官方鼓励的棉桑，各类经济作物，如染料、甘蔗、烟叶等，在全国各省大面积种植。与棉花相配套的染料作物，在江苏、浙江、山西、福建等地普遍种植。因为甘蔗煮糖，泛海贸易能获得暴利，福建地方上多改稻为蔗，所缺乏的稻米则从外省海运而来。

烟草于天启、崇祯年间传入江南之后，风靡一时，福建纷纷种植。随着榨油业的发达，江浙地方农民多种植乌桕，“乌桕之实可作油，今嵊县新昌山中，人家植之为业”。各类经济作物的种植，既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各地跨区域的贸易。

在自然经济中，农业生产物全然不进入流通，或仅有极小的部分进入流通，农民的产品与市场发生交往较少。随着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带动了城乡手工业的兴起，手工业进入流通，实现了部分商品化。而江南区域范围内农业作物、手工业产品的专门化，又提升了产量，扩大了贸易，带来了普遍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