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重农抑商

明代推行重农政策，大力压制商业，贬低商人地位，对于出海从事贸易者，更加严厉打击。就是在对商业的打压之中，明中期之后，江南地区出现了经济繁荣，涌现出了一大批市镇，乃至被后世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与商业兴盛相伴随的，是大量海外白银的涌入，使江南一地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繁荣状态。但明中后期涌现出的繁荣，只停留在社会层面，社会服务于朝廷，财富服务于权力，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私人财产也无法律保护，盛世之中，却无资本主义的萌芽。

朱元璋出身贫苦，深知农民的疾苦。在重农政策的推行中，他是历代帝王中最为突出的。执政伊始，朱元璋就推行轻徭薄赋政策。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不急之务，浮泛之役，皆罢之。”洪武九年，又下令免除河南、浙江等十余省赋税。为了防止劳役扰民，他禁止各地在农忙时节大兴土木，官吏无事不得下乡扰民。此外，移民垦荒、推行军屯、安置流民、扩大耕地面积等重农政策也被大力推行。

在推行重农政策的同时，朱元璋大力压制商业，贬低商人地位。徐达下山东时，近臣请开银场。朱元璋认为：“银场之弊，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其后有请开陕州银矿者，朱元璋又道：“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洪武十五年，广平府吏王允道请开磁州铁冶，以取其利。朱元璋大为不悦：“朕闻王者，使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今军器不乏，而民业已定，无益于国。”遂杖责王允道，将其流放岭南。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谕户部：“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在朱元璋看来，农桑才是国家之本，商业乃是微末。“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庶民之家不许衣锦绣。”由此可知，朱元璋的认知是，要实现丰衣足食，就要禁止商业流动，禁止民间奢华之风。

这也就能理解，为何朱元璋会颁发一系列奇怪的命令，对民众的日常穿戴，施以各类规定。如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下令：“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着绸纱。”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下令：“乡村农夫许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

由宋室南渡直到元末，江南一带经济发达，出现了一大批富户。朱元璋不喜言利，更对江南一带富户充满厌恶，此种情绪主宰了他的执政。

洪武初年，嘉定安亭有个人叫万二，是元朝遗民，富甲一郡。有人自南京返回，万二询问其见闻。此人道：“皇帝近日有诗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披被。”万二闻言大惊，叹道：“兆已萌于此矣。”万二于是将家财全部交给能干的家仆代管，自己则买了巨舟，载了妻儿，泛湖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陆续被朱元璋籍没，独万二见机早，得以独存。

洪武三年二月，某日朱元璋心血来潮，突然询问“天下民孰富产孰优”。户部认为：“以田税之多寡较之，惟浙西多富民巨室。”朱元璋道：“富民多豪强，故元时，此辈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宜召之来，朕将勉谕之。”于是诸郡富民被招来接受教育。朱元璋看着这些富户，恨在心里，先作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训斥。朱元璋又表示，天下无主，则民间必乱，“富者不得自安，贫者不能自存矣”。接着，朱元璋道：“今朕为尔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此语意在警告富户，无朕则无你等之今日富裕。最后，朱元璋又警告富户：“尔等当循分守法，能守法则能保身矣。”

明初沈万三的故事，则是江南富户命运的最好写照。

沈万三之父沈祐，原居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后迁居平江路长洲县东蔡村。沈祐有二子，为沈万三、沈万四。在元末，沈万三因经商而成巨富。围绕沈万三，民间多有传说，云沈万三家有聚宝盆、点金术之类，实际上沈万三是从事海上贸易而发家的。

洪武元年，朱元璋将曾为张士诚献金输粮的江南富商顾瑛等发配到临濠，让沈万三等富户大为惊骇。此年九月，恰逢朱元璋四十寿辰，沈万三联合吴江富室莫礼、葛德昭等，进厚礼祝寿。此后，沈万三又联络江南大户，“输税万石，仍献白金五千两以佐用度”。但朱元璋雄踞一方，对这些钱粮已经看不上了。沈万三不得已，自请为朱元璋“助筑都城三之一”，可谓下足血本。

沈万三积极表现，朱元璋不得不有所表示，加以安抚，乃任命沈万三长子沈茂为广积库提举、侄孙沈玢为户部员外郎。洪武三年，沈万三由周庄迁居南京，以高龄督促筑城。沈万三以为，如此卖力为朱元璋效力，定能保子孙后世富贵太平了。帮助筑城完毕，沈万三表现过头，主动请求输金银犒军。朱元璋怒道：“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经马皇后说情，改为发配辽阳。

洪武十九年，沈万三之子沈茂被沐英看中，从辽阳调拨云南总兵府。据《三迤随笔》载，洪武十九年，辽阳拨来军犯四人，并附牒文。沐英附书于后云：“此乃江南第一巨富。因修南京城，出资可敌国。因犒军事而动帝怒，而没其家，并发配辽阳十二年。”沐英知道沈万三父子善于理财，乃请求将二人调入麾下。入明之时，沈万三已是高龄老翁，此时当已故去，只是沐英不知。沈万三的儿子沈茂则到了云南，并于此安家落户。

在与张士诚的争霸战中，江南大户站在了朱元璋的对立面，朱元璋胜出之后，加以狠辣报复。朱元璋令将江南豪族富户的私田没收，改为官田，耕作官田的农民，以原租额作为税额。而明代各地所缴纳田赋，大抵苏州最重，松江、嘉兴、湖州次之，常州、杭州又次之。而在朱元璋发动的一系列政治大案——如胡惟庸案、蓝玉案中，颇多江南富户受到牵连，遭到残酷打击。

苏、松、嘉、湖、杭五郡素来富裕，民众往往投身商业，多轻视农业，深为朱元璋痛恨。吴元年，朱元璋令迁苏州富民至其老家濠州。但此次所迁人口不多，并未惊动苏州市面，苏州知府何质“雍容裁处，民若罔知”。洪武三年，朱元璋令苏、松、嘉、湖、杭五郡“民无田产者往临濠开种，以所种田为世业”。此次迁徙的乃是民无田产者，江南并未伤筋动骨。

洪武七年，朱元璋再迁江南富民十四万至临濠。此前，朱元璋曾对李善长云：“吾往濠州，所经州县，见百姓稀少，田野荒芜。”朱元璋想将老家濠州改为中都，需要人口加以充实，故而大规模迁江南富户。十四万富民徙至凤阳，多数耕地不足，生活艰难，其中多有逃归者。明廷颁布禁令，严惩私自返乡者，故而以其乞丐身份掩护，潜回原籍扫墓探亲。也正因在凤阳生活艰难，往日的富民抱怨：“家在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又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及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悉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

对于富户不听命迁徙的，朱元璋手段极为残暴，认为乃是不服教化之徒，“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洪武十三年，苏州人姚润、王瑛被征不至，皆被诛杀，籍没其家。朱元璋在位三十年，江南一带的大家富户多亡家破户。“洪武之世，乡人多被谪徙，或死于刑，邻里殆空。”也有大家富户，在朱元璋高压残酷政策之下能够生存下来的。如吴宽祖父，家资丰裕，有奴仆千余，但“平生畏法，不入府县门，每戒家人闭门，勿预外事”。靠着小心翼翼，低调做人，当乡人多被谪徙时，吴家却能独存无事。

朱棣当了皇帝后，也几度迁徙富民。永乐元年，一度大规模迁徙各地富户至北京。永乐二年，迁山西民万户至北京。永乐三年，再迁山西民万户至北京，另迁浙江民万户至京师充脚夫。以富户实京师，可以打压控制各地豪强，同时充实京师力量，“夫至尊所居，根本之地，必使百姓富庶，人心乃安，而缓急亦有可赖”。

仁宗、宣宗二朝时，明廷不再强行迁徙富户。随着政策放松，早年被强迁的民众，“至成、弘间，徙归者日众”。原先明廷规定，徙居的富民一旦逃亡，须在原籍选其他富民替补，逃亡者被抓获即发边充军，邻里隐匿者俱坐罪。弘治五年，明廷废除此规定，往日迁徙而去的富民们此时已在他乡定居百年，也无心逃回故土了。

元末明初，在江南地方上，确有豪室富户在地方上为非作歹，鱼肉小民。但多为敦本务实，不事汰侈，崇尚诗礼，教训子孙者。就国家与富户之间的关系，后世王夫之认为：“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魏源则认为：“故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朱元璋由一己之偏见，打压富户，一度阻滞了江南经济的发展，而在后世的历史长河中，江南经济的发展，却不由朱元璋的心意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