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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寇合一与嘉靖大倭寇

书名:朝贡、战争与贸易:大航海时代的明朝作者名:袁灿兴本章字数:4093更新时间:2024-05-25 16:07:23

嘉靖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朱纨饮毒自尽。朱纨之死,是海禁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朱纨所代表的是明廷内部严厉推行海禁、封锁海洋的声音,而这势必侵害到沿海各地势家豪门的利益。在豪门势家反击之下,朱纨最终被迫自杀。朱纨虽死,明廷却处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局面。明廷没有了主张海禁的大臣,却仍推行海禁政策,“凡违禁私贩出入海上者,官府皆以海盗视之,严予剿除”。而朱纨一死,走私势力更加猖獗,走私贸易更为兴盛。

在走私贸易过程中,中国海商深受葡萄牙人的影响,开始走向集团化。在早先的南中国海、印度洋区域的海上贸易中,中国商人占据了绝对的主角。郑和下西洋,本意是建立朝贡体系,而不是为中国商人去开辟商路,但郑和船队与各国的交往,宣示了国力,中国商品得到了广泛认可。虽无明廷的扶持,甚至还被持续打压,可在南中国海、印度洋等区域内,中国商人的地位是难以撼动的。葡萄牙人控制满剌加后,开始挤压中国海商的活动空间,将中国海商逐出印度洋,中国商人此后主要活动在南中国海区域。

葡萄牙以一介小国,能成为世界性的海洋帝国,与其在扩张中有着精明的战略有密切相关。葡萄牙人每至一地,往往占据关键地段,如非洲北部的休达城,亚洲的果阿、满剌加,通过几处要地,进行全球贸易。来到中国沿海之后,葡萄牙人最初占据了屯门,此后被驱逐到了福建,又前往浙江,寻到了良港双屿。葡萄牙人的海上战略,影响到了中国海商集团。

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浙江、福建沿海海商走海,是低调的、散沙化的。葡萄牙人来到浙江之后,以双屿为中心,吸纳中国各路海商聚集。各路海商在双屿岛上不断合并,发展成海商集团。他们推选强者一人为船头,或五十只,或一百只,成群结党,纷然往来海上。中国海商集团在此后的行动中,多效法葡萄牙人,或占据一岛,或占据一地,进行贸易与劫掠。

葡萄牙人的到来,也为中国海商集团提供了武力支援。最初崛起的许栋海商集团,就是通过满剌加获得了火铳,增强了军事力量。冷兵器时代的战争,需要人数的优势,需要严格的训练来培养优秀的战士。简单易操作、威力巨大的火器则改变了战争格局,使得海商集团面对官军时,可以与之抗衡。

葡萄牙人和日本的真倭,为中国海商集团提供了武力支持。葡萄牙人劫掠加贸易的行事方式,真倭常年入侵中国、朝鲜沿海的历史,为中国海商集团提供了可供效法的样板。与葡萄牙、日本进行商品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为中国海商集团从事劫掠提供了巨大诱惑。于是,中国海商集团的行事风格开始发生改变,武装不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袭击,暴力劫掠与寻常贸易成为其行事的两面。“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倭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明代的海外走私贸易,自永乐朝开始,一直呈现持续上扬的态势,并在嘉靖朝达到顶峰。嘉靖年间,万千海商以武力为依托,时而扬帆海外,时而劫掠中国沿海,既能获得财物,又能威胁明廷,实现开海贸易的目标,而其活动被描述为“倭患”。《筹海图编》卷五《浙江倭变记》中,记录了浙江各地“倭患”的次数,洪武年间共有七起,永乐年间三起,正统年间两起,景泰、成化年间各一起。成化二年之后,七十余年之间,沿海基本无事。嘉靖三十一年后,浙江年年、月月有倭患,有时一月数起。沿海各地倭寇愈演愈烈,其人数初以十计,渐至数百、数千,最后发展到万人聚集出动。初始不过骚扰偏僻乡野,后来则敢于攻城略地,遍布浙之东西,江之南北。

海寇集团初期不过是在沿海抢劫财货,绑架人质。在此过程中,海寇集团势力不断壮大,明军又不堪一击,于是乎,海寇集团日益猖獗,杀将攻城,几乎不可收拾。嘉靖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黄岩被攻陷,这是首次有县城被倭寇攻陷城池,“至三十一年破黄岩县治,而势日炽”。

嘉靖三十二年,王直出动舰队,骚扰中国沿海,一时间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三月,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同年,萧显率海寇掠松江府。

嘉靖三十三年正月,海寇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掠通、泰等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至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此后的数年时间,是嘉靖朝倭患的鼎盛时期。

明人记录,海寇主要来自浙江温州、台州、宁波一带及福建,其中也有徽州人,而福建人在其中占据了十之六七。“所谓倭而椎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嘉定县民倪淮于嘉靖三十三年五月,被倭贼绑架上船,到其巢穴之中,只见漳州、温州两处之人无数,说此地乃日本国所管,地名五斗山。福建一省,漳州、泉州二地,将冒充倭寇出外劫掠视为日常,出则为寇,归则为民。“至一村,约有万家,寇回家云做客回,邻居皆来相贺。又聚众数千,其冬复至柘林。今者满载,仍回漳州矣。”

明季政治黑暗,朝纲不清,民众为贪酷之吏所迫,纷纷入海为盗,其中掺杂了各类人员,如凶徒、逃犯、罢吏、黠僧及书生不得志者。此等民众入海后,利用其对沿海地形的熟悉,伏匿奔窜,出没无常。明廷所调围剿将兵,多不熟地形,常被其所败。

中国海寇是嘉靖大倭寇的领导力量。各股倭寇集团的大头目与主要头目,都是中国人,日本著名的倭寇头目辛五郎,不过是徐海麾下一个“偏裨”而已。石原道博在《倭寇》一书中认为:“倭人的贼首虽然也有,但是如用旧军队组织来说,大概一般是分队长、小队长一级,充其量不过到中队长、大队长一级为止。而联队长一级以上,几乎全部都是中国人。”“后期倭寇实际上许多是由中国海盗商人与日本海盗商人联合组成,以海盗掠夺兼行贸为目的,得到中国沿海不少的民众、流贼、山寇的参与、支持、配合,互不统属的国际性海盗集团。”

将沿海海寇集团掠夺,描述为倭寇犯边,乃是明廷沿海地方官吏的推动。在明廷看来,倭寇犯边,乃是朝贡体系下的问题,是朝廷层面,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问题,要在朝贡体系下加以处理。而中国民众出海,纠集成众,骚扰各地,则是叛民大恶之举,断不可忍。一旦出现,乃是地方官员的治理问题,在严加清剿之外,各地相关官员也要被严肃处理。于是乎,明廷官员,私下在书信之中,称海贼、称海寇,但在朝廷的奏报中,则一律称之为“倭寇”,王直集团就被称为“倭寇”。

此外,明廷又规定,凡是斩获倭寇首级,上报之后,予以重赏。遭遇五百人以上倭寇时,兵数相当情况下,如果能冲锋陷阵,一举荡平,议功之时“内擒斩有名真倭贼首一名颗者,升实授三级;不愿升者,赏银一百五十两。获真倭从贼一名颗者,止赏银十五两”。而抓获汉人从贼一名者,不过赏给银五两,各不必议升。

因为倭寇的头颅更值钱,明军官兵多杀平民,以头颅冒功领赏。归有光曾云:“尝闻吾军斩首百余,其间止有一二为真贼者。”因而,在战争中,明军自然就会报告是赏格丰厚的倭寇入侵,而非廉价的海寇劫掠。

为了让成员死心塌地,海寇集团常将成员头发剃成倭国样式。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徐海设宴将地方壮丁骗来,酒宴行至一半时,壮丁们的头发被剃成倭人式样,从此他们只好参与劫掠。冯梦龙在小说《喻世明言》中也有描述:“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每外出劫掠时,海寇都要打上倭寇旗号,穿上倭人外衣,以震慑明军。

宋元之际,就有倭寇从日本扬帆而出,骚扰中国、朝鲜沿海,大肆劫掠。高丽高宗十年,有记录“倭寇金州”。元至大元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到了明开国之后,倭寇持续不断在各地骚扰。此时的倭寇,以日本人为主,主要目标是劫掠,抢夺人口与各类物品。嘉靖朝之前的倭寇入犯,多以小股为主,“皆三四十人作一伙”,“队不过三十人,每队相去一二里,吹海螺为号”。像永乐朝望海埚之役那样的大股倭寇来犯,则相对较少。早期的倭寇团伙中,也有部分中国人参与,主要负责带路、通事等。如正统八年七月,“浙江黄岩县民来保、福建龙溪县民钟普福,洪熙间俱困徭税,叛入倭。倭每来寇,辄为乡导”。

到了嘉靖三十年之后,活跃在中国沿海各处的倭寇,以中国人为主,混杂有日本人,其规模已较大,多时能有上万人出动。他们通过劫掠,给明廷施加压力,以达成开放海禁的目的。各股海寇集团以中国人为主力,其间也充斥着真倭。嘉靖二十八年之后,中国与日本朝贡贸易断绝。此时的日本,处于战国时代,各地大名彼此争雄,互相厮杀,民生凋敝。落魄的日本浪人与贫民聚集起来,至中国沿海出卖武力,从事劫掠。“擒到倭贼审称,俱系各岛倭夷,因连年荒旱,食米腾贵,专恃四外卖买为生。因此入寇贼众,各自造船合伙,并无统领头目。”

倭寇的勇悍被中国海商集团看中,王直以财物雇佣勇悍倭奴,增强战力。在海商集团中,真倭乃是核心战力,“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无能捍者。其魁,则皆浙、闽人,善设伏,能以寡击众。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人,而推王直为最,徐海次之。”

嘉靖大倭寇包含了南中国海的各股势力,就连葡萄牙人也不甘寂寞,加入其中。平托《远游记》记载,航行到南澳地区时,遇到一个叫作甲·番让平的中国海盗,他手下有三十名葡萄牙人,个个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他们在海上与平托的船只相遇,并且达成了交易。毫无疑问,葡萄牙人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海寇集团的火器技术与作战能力,在与明军的交锋中,具有一定优势,也能席卷各地,攻城掠寨。

至嘉靖帝去世,隆庆帝登基,月港开关对外贸易后,罕见有关倭寇的奏报,但大明的海疆却不平静,各股海寇集团频频出没。只是往日被冠以“倭寇”之名的各股中国海寇,此时在明廷的奏报之中,成了“海贼”“海寇”“海盗”。如隆庆三年奏称,海贼曾一本勾结倭寇进犯广东破碣石。可见此时海贼、倭寇已被明确分开。

隆庆开关之前,出海贸易被视为是叛民,乃是大恶,官府必须以雷霆手段,加以打击。而为避免被追究责任,地方官员将海寇称为“倭寇”,以减少自身责任。隆庆开关之后,各股海寇仍此起彼伏,发动袭击,只是不再被称为“倭寇”。其原因,一则此时朝廷已许可月港开关贸易,福建地方商人可以出海贸易,此时再有海寇闹事,那已不是地方官员的责任问题,而是朝廷层面,互市贸易中的问题;二则将倭寇与海寇明确区分,也是恩威并施,警告海寇集团——恩,乃是有条件许可海上贸易;威,是不许海商再行寇掠,更不能容忍将寇掠沿海之举转嫁于倭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