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商集团与王直之死

在航海大发现推动全球联成一体之前，阿拉伯海、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已形成三大贸易圈，西边是穆斯林贸易圈，中间是印度区贸易圈，东边是中国朝贡贸易圈，各方往来频繁，各路华商纷纷泛海。随着航海的开拓，葡萄牙人一路向东，从果阿来到了满剌加，再来到了广州。此时的中国广东、福建沿海，海上走私贸易已是极为繁盛，官方所描绘的各路“奸商豪民”纷纷私造巨船，扬帆出海，至吕宋、暹罗、满剌加等处贸易。

正德四年，葡萄牙人首次抵达满剌加时，就目睹了海外中国商人贸易的兴盛，进而试图通过他们，进行对华贸易。正德八年，葡萄牙人派出商船，至广东屯门寻求贸易，之后葡萄牙人的船只出现在广州城外，并获得了一块贸易之地。正德十六年，明军将占据屯门的葡萄牙人驱逐，在中国商人的带领之下，葡萄牙人转而前往福建沿海贸易，以月港、浯屿作为基地。

嘉靖五年，邓獠由福建越狱，逃至海上。邓獠联系葡萄牙人，前往浙江双屿港进行贸易，此后双屿吸引各路海商前来。嘉靖九年，福州监狱中发生暴动，逃脱的囚犯有闽人林碧川、李光头，歙人许栋，他们出海后“勾引番倭”，结巢于双屿岛。此后各路海商，纷纷涌向宁波双屿港贸易，葡萄牙人、中国人、日本人，共同组成海商集团，贩卖货物，往来于海上。

由双屿岛出发，可以抵达日本。葡萄牙人第一次出现在日本是日本天文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据《铁炮记》记载，当日在九州东南的种子岛西村小浦，突然一群奇怪的人造访。这群人搭乘一艘大船而来，船上百余人，形貌怪异，语言不通，让当地岛民很是好奇。

在这群奇形怪状的人之中，有一名大明儒生，名五峰。西村织布丞懂得汉字，遇到五峰，二人遂以杖在沙上书写交流，这才得知船上的奇形怪状者“是西南蛮种之贾胡也”。五峰，便是海商集团的头领王直；西南蛮种贾胡，是指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中，有二人名字被记录下来，“一曰牟良叔舍，一曰喜利志多侘孟太”。葡萄牙人携带的物品，也吸引了日本人的关注，“手携一物，长二三尺，其为体也，中通外直，而以重为质”。此即铁炮。两名葡萄牙人展示了铁炮的威力，种子岛岛主时尧花重金将铁炮买下，命家臣篠川小四郎、铁匠八板金兵卫，分别学习火药与铁炮制法，最终仿造成功。此次偶遇使火铳传入了日本。

葡萄牙驻摩鹿加殖民地总督安东尼奥·加尔文著有《诸国新旧发现记》，其中记录了中国人与葡萄牙人前往日本种子岛一事。据其记载，天文十一年，三名葡萄牙人搭乘一艘中国船只，从暹罗前往中国宁波双屿时，途中遭遇暴风雨，偏离航道，只好继续向东行驶，结果到了一处小岛。该岛与附近的一些岛屿产有黄金、白银和其他一些财宝。

三名葡萄牙人名字分别为：Antonio da Mota、Francisco Zeimoto、Antonio Peixoto，与《铁炮记》中所记录的喜利志多侘孟太、牟良叔舍二人之名类似，可证葡萄牙人前往种子岛一事无误。《诸国新旧发现记》一书虽未记录火铳传入日本之事，但王直与葡萄牙人，却是将火铳传入种子岛之人。

中方记录中，多有“王直，号五峰”的记录，如“王直，号五峰，结林人，母汪梦大星，从天顺入怀”“王直，名鍟，即五峰。初以游下海，于岁庚子，许二、许三、许四，诱引番夷，来市浙海”。嘉靖十九年，王直等将被从广东驱逐的葡萄牙人，引入浙江沿海，从事贸易。

另据记载，嘉靖十九年，海禁尚宽，“直遂与宗满等之广东，造巨舰，买违禁物，抵日本、暹罗诸国，互市数年，致富不赀，夷人大信服之，称为五峰船主”。当时海禁尚不严，王直、叶宗满在广东私造海船，运送硫黄、丝绵等违禁物品出海贸易，成为巨富，并获得海外夷人的信任。

双屿岛日益繁盛，各股中国海商集团齐集于此，虽然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与目标，但有共同的威胁，那就是明廷的进剿，于是他们武装起来，成为武装集团。既然从事走私贸易有巨大风险，于是劫掠沿海也成了常态，武装集团成了海盗。此时，盗商集团又遇到了急于从事贸易的葡萄牙人、日本人，双方以双屿为中心，共同在东南沿海进行海上活动。

嘉靖二十六年，朱纨巡抚浙江，大力清剿浙江沿海海商势力，王直等成为主要目标。在嘉靖二十八年的奏本中，朱纨认为：“按海上之事，初起于内地奸商王直、徐海等，常阑出中国财物，与番客市易，皆主于余姚谢氏。”

在沿海各地的豪门望族，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致仕之后，返乡居住者。在乡村，豪门望族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可以左右地方上的各类事务；他们购买土地，培养子弟，追求家族的兴盛。当发现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之后，豪门望族纷纷将资本投入其中，以获得回报。成化、弘治年间，豪门巨室，偶有乘巨舰到海外贸易的。正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已是常态。他们与官方有着各种联系，能够左右当地事务，海商集团要在陆上活动，不得不与这些豪门望族打交道，由此也带来了各种冲突。

王直、徐海等海商集团，与余姚豪门谢氏保持联系，通过谢氏销售走私来的各类货物，谢氏则拖欠货款。“久之，谢氏颇抑勒其值，诸奸索之急。”谢氏持续拖欠货款，款项越来越多，导致中国海商与葡萄牙人不满。谢氏是正德年间大学士谢迁之后，在朝野都有影响力，想赖掉这笔账，扬言要去官府告发王直、徐海等海商。王直、徐海等既恨且惧，于是纠合徒党与葡萄牙人，在嘉靖二十六年，于夜间劫掠谢氏，将其房宅纵火焚毁，杀男女数人，大掠而去。

此事葡萄牙人也有记录：“他们将价值几千克鲁多的货物交给某个中国人，但交货之后中国人却杳如黄鹤。葡萄牙人决心为自己损失的货物取得补偿，他们劫掠了十一至十二户人家，掳走了他们的妻子儿女，并毫无道理地杀害了大约十个人。”

案发之后，余姚县官仓皇上报，云倭贼入寇。巡抚朱纨下令捕盗，又令沿海居民凡是有与番人交往的都要赶紧自首，民众要相互告发。一时间人心汹汹，诬告四起，导致无辜者锒铛入狱，官兵又四处搜捕不断。于是地方人士勾结海中各股团伙，以倭寇之名，乘汛登岸劫掠。朱纨对此洞若观火，“以倭寇为名，其实真倭无几”。此时明廷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一闻寇至，即作鸟兽散，官兵毫无战力，望风崩溃，于是倭患蔓延于闽浙沿海。

嘉靖二十七年四月，朱纨遣明军，清剿双屿岛。盘踞在双屿岛上的海商集团头目，如李光头、许六等人被擒，许栋逃到东南亚。其后在九山洋，许栋被明军擒获。许栋被擒杀之后，王直吞并了各股势力，成为首领，“由是海上之寇受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王直在烈港建立起了新据点，纵横大海之上。烈港在宁波府定海县西北五十里，地形曲折，王直移泊于此，进剿困难。但在嘉靖三十二年，烈港被官兵剿平，王直退到日本沿海活动。

王直一度帮助明廷靖海，剿灭倭寇，借此提出通番互市。在给明廷的上疏中，王直请求开海禁，放开对日贸易。王直称，自己奔走于福建、浙江沿海，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倭寇侵扰的事情。王直请明廷开放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通关纳税。但明廷置之不理，出兵加以围剿，“参将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王直靠火箭突围而去，更加怨恨明廷，于是以日本萨摩藩之松浦津为基地，自称徽王，手下部属都有名号，控制各处要津，称霸于海上。

王直集团不时出没沿海各地，洗劫濒海郡县，焚烧当地庐舍，掳掠子女财帛无数，福清、黄岩、昌国、临山、崇德、桐乡诸城，都被攻堕。各地武备松懈，望风披靡，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初六，某地有一报事者从西门飞走入城，认识他的人问其何来，报事者喘息随应：“我来了。”有人误听，以为是“倭来了”。一时间满城男女奔窜，市户不扃，担负杂物而遁，全城鼎沸，乱成一片，更荒唐的是，守城兵将，皆弃戈逃走。

面对强大的王直集团，胡宗宪使出一贯的招数“招安”。嘉靖三十五年四月，胡宗宪遣生员蒋洲、陈可愿充正、副使，前往日本招安，并给出王直一直期待的条件，“悉释前罪不问，且宽海禁，许东夷市”。为了招安王直，胡宗宪使出各种手段，特意将王直老母妻儿从狱中放出，安置在杭州，加以优待。从一开始，胡宗宪就没有诚意进行和谈，当他得知王直决定回国谈判之后，喜曰：“虏在掌中矣。”

嘉靖三十六年十月，王直率领千余骁勇，抵达岑港。王直曾与俞大猷交战，二人关系不睦；为了达成诱捕王直的目标，胡宗宪事先将俞大猷调往金山，以卢镗取代他。卢镗往日领兵时，曾与王直等打过交道，虽处于不同阵营，但二人私交甚好。得知是卢镗领兵后，王直便没有了戒心。十一月，王直携带助手叶宗满、王汝贤上岸，与徽州同乡胡宗宪谈判。此后胡宗宪又与王直一起返回杭州，继续谈判。

嘉靖三十七年正月，胡宗宪在杭州诱捕王直，交付按察司狱。王直被捕后，表示自己从事海上贸易，只是使沿海各处受益，又曾剿灭倭寇，平定海疆，并无勾结倭寇之事。他念念不忘，请明廷通关纳税，宣谕各岛，如此“倭奴不得复为跋扈，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

明廷不为所动，决定处死王直。所议之罪为：“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虽称悔祸以来归，仍欲挟倭以求市，上有干乎国禁，下贻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问拟斩罪，犹有余辜。”

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直在杭州被处斩，传首海滨示众，妻、子给功臣之家为奴。王汝贤、叶宗满俱发配边远充军。王直被杀后，其余部奔聚山谷。经戚继光、俞大猷等全力围剿，至嘉靖四十五年前后，福建沿海明面上的倭患基本平息。可海洋中的暗潮从未平息，各路亦盗亦商的海商集团不断涌现，只是他们不再被冠以“倭寇”之名。

王直死后，各股海商集团陆续崛起，著名者如洪迪珍、许栋、许朝光、谢老、严山老、张琏、林国显、吴平、林道乾、曾一本、林凤等。民间贸易船只照样航行在各条航道之上，时商时寇，一直延续到明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