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香料与秦人

让大明王朝官员们狐疑万分的佛郎机人，来自遥远的欧洲，乃是葡萄牙人。国土面临大海带来的便利，常年航海积累的先进经验，人口增长与国内资源的不成比例，民众对黄金与香料的渴望，以及贵族的骑士精神、普通民众的冒险精神、教士的传教狂热等，各种元素一起支撑起了海洋帝国葡萄牙，发起一次次海上远征。

1415年，葡萄牙远征军占据了北非城市休达，此战被视为葡萄牙全球海上扩张政策的起点。15世纪时，葡萄牙人的扩张活动还局限在大西洋。到了16世纪，在对香料、黄金的狂热追逐中，葡萄牙人将势力扩张到了印度洋与太平洋。遗憾的是，哥伦布向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提出的航海建议，未得到支持。转而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哥伦布开始了大航海的征程。哥伦布大航海探索出来的广阔天地，想象中堆积如山的黄金、香料、丝绸，让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妒火中烧。

葡萄牙国王向西班牙国王提出了分割土地的要求，否则将以武力夺取哥伦布新发现的土地。1494年，经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仲裁，两国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确定了两国瓜分新世界的“教皇子午线”。

被赞誉为“完美君主”的若昂二世去世之后，他的继承人曼努埃尔继承了他的雄心，又精明地赞助了达·伽马的航海远征。达·伽马的航行拓宽了葡萄牙的商业空间，为葡萄牙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与东方的无限商机，葡萄牙迅速崛起，成为强大的海洋国家。

曼努埃尔国王并不满足于此，他将眼光盯向那充满了丝绸与黄金的国度，那传说中的“秦土”。此时的欧洲，与中国隔绝已久，关于中国的各种传说，经由口耳相传，让欧洲人魂牵梦萦；那是一块充满了神奇魅力的土地，似乎遍地都是黄金、白银与丝绸。奈何当时的欧洲人，却无法进入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

曼努埃尔国王对遥远的“秦人”之国，充满了好奇。1508年，曼努埃尔国王派人搜集有关“秦人”的信息：“你必须探明有关秦人的情况，他们来自何方？路途有多远？他们何时到满剌加或他们进行贸易的其他地方？他们带来些什么货物？他们的船每年来多少艘？他们是懦弱的还是强悍的？他们有无火炮？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们的身体是否高大？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大吗？他们国内是否不止一个国王？倘若他们不是基督教徒，那么他们信奉的是什么？他们崇拜的是什么？他们遵守的是什么样的风俗习惯？他们的国土扩展到什么地方？与哪些国家为邻？”

带着这些疑问，带着无数的期盼，葡萄牙人不断向着东方前进。正德八年，葡萄牙人若热·阿尔瓦雷斯在中国商人的指引下，至广东珠江口屯门进行贸易，这是第一个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若热·阿尔瓦雷斯在屯门竖起一块刻有葡萄牙王国纹章的石柱，作为纪念。在贸易完毕之后，若热·阿尔瓦雷斯即行离去，未能进入中华帝国。

1515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委派费尔南·佩雷斯·安德拉德，带领一支船队前往中国，并令费尔南护送一名使臣前往中国。曼努埃尔并未委派使臣，而是将使臣人选交由葡萄牙印度总督去挑选，最后挑中了熟悉东方的托梅·皮雷斯。

1517年6月17日，费尔南·佩雷斯·安德拉德，率领满载胡椒等货物的船只，由满剌加起航前往中国广州，与船队同行的还有使臣托梅·皮雷斯及通事、仆人。8月15日，四艘葡萄牙船只、四艘马来帆船组成的船队到达屯门，遇到大明水军。东莞屯门乃海防重地，被视为广州屏障，布置有海道哨兵把守，番船到来后，在此地停泊，再由大明水师代为通报。

刚抵达屯门，费尔南即派遣船队代理商昂内斯·安波利，带着吹鼓手，备了重礼，前去南头备倭拜会，请求前往广州。南头备倭的将官们收了礼物，将佛郎机人的请求，迅速报告到广州。但当时都堂陈金不在，佛郎机人在屯门等了一个多月，没有得到回复，遂决定自行北上广州。南头备倭发现葡萄牙船队中的两艘已启航前去广州，在屯门留下了六艘船只。收过礼的南头备倭无奈，派了引水员带领船队前往广州城。9月底，佛郎机人抵达广州城外，在怀远驿前抛锚停泊。不解大明习俗的葡萄牙人，放了三炮作为致敬，不想惊扰了广州城。这就是前文所提的广州城外的三声炮响。

在葡萄牙人的记录中，驻守广州的顾应祥前来交涉，提出了三件让他不满的事：“无广州城大吏批准擅入；鸣炮；悬旗或竖长矛。”费尔南·佩雷斯·安德拉德对此加以详细解释，说他们来广州之前与南头备倭都司已交涉过，得到了许可，由南头备倭派遣领航员带领船只至广州城外。至于鸣炮、升旗，乃是葡萄牙人的习俗，表示高兴与和平。顾应祥听完解释，感到满意，但城内三司不在，让佛郎机人在城外暂等候。

此后三司回城的隆重仪式，让葡萄牙人目瞪口呆，特别是第三日，都堂回城，江中舟船如云，旌旗飘扬，彩棚夺目，百姓载歌载舞。在官员、仆人的簇拥下，都堂从一个刻工精美的石码头上岸。当天，城头丝质彩旗飘扬，连塔楼旗杆上的大旗也是丝质的；旗杆高大，完全可以用作大船的桅杆。葡萄牙人惊叹：广州富甲天下，丝绸如山，当地人用黄金打金箔，用丝绸做彩旗，如同我们使用廉价的漆、粗麻手帕一般。

此后双方消除了误解，费尔南·佩雷斯·安德拉德向大明官员表达了从事贸易的愿望。葡萄牙人到来时，恰逢明廷在对外贸易政策上有着重大改变。

明初设立三市舶司，在广东者，专为占城、暹罗诸番而设；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在浙江者，专为日本而设。市舶司原本只接待朝贡国的船只，但在实际操作之中，一些船只混杂在朝贡船中，声称自己是贡船，乃至有中国沿海商民，从海外归来，自称是贡船者。就贡船与非贡船，市舶司也难以区分，只好含糊处理，也有许多可暗箱操作、中饱私囊的空间。

成化年间，明廷开始对“番舶”进行抽分。弘治年间，对来华贡船采取对半抽分。抽分比例虽高，但贡使团可以获得额外的赏赐，足以弥补。弘治四年，两广总督都御史闵珪奏：广东沿海地方，多私通番舶，络绎不绝。

来华贸易的非贡船不断增加，也使广东地方官员动了心思，在正德年间主动介入，对其征税，增加地方收入。广东镇巡官及三司长官收税之举，让市舶司太监极为眼红。正德三年，曾有暹罗海船漂泊到广东，市舶司太监熊宣主动对其征税，被礼部责备“妄揽事权”而革职，以毕真继任。熊宣去职，并不是因为他对暹罗船只收税，而是因为他与地方官争夺征税权。

正德四年，经都御史陈金等提请，将暹罗、满剌加、吉阐国等国船只货物俱以十抽三，也是要将这块肥肉，稳定在镇巡及三司长官控制之中。提举市舶太监毕真上任后，在权势太监刘瑾的支持下，继续争夺这块肥肉。正德五年七月，提举市舶太监毕真言旧制：“泛海诸船，皆市舶司专理。近领于镇巡及三司官，乞如旧便。”据此可推断，对来华外国船只，镇巡及三司官主动出击，进行收税，引发宦官势力之争。但正德五年，刘瑾失势身死，一切如旧。

正德九年，广东右布政使吴廷举请示在广东推行抽分制，“不问何年，来即取货”。根据朝贡贸易制，一般国家，三年一贡，非朝贡期，或是不许前来朝贡的国家，番舶不许入境。据吴廷举之建议，则不论是否在朝贡期，只要抽分纳税，均可至广州贸易。但广东地方上也有反对者，广东布政司参议陈伯献对此表示反对，礼部采纳了他的意见，下令：“抚按官禁约番舶，非贡期而至者，即阻回，不得抽分，以启事端。”据此，只有在朝贡期内，朝贡国才可来华贸易。

正德十二年，巡抚两广都御史陈金联合广东右布政使吴廷举，一起上奏，“欲或仿宋朝，改为十分抽二，或依近日事例，十分抽三”，也就是坚持正德九年抽分制的提议。此年五月，明廷下令，“命番国进贡，并装货船舶，榷十之二”。此处值得注意的是，进贡船只与装货船舶，是并列的，都可以前来贸易。

正德十二年，此次佛郎机人前来，请求贸易，明廷内部一番争论，最终吴廷举说服了皇帝。吴廷举认为，当前财政困难，又缺乏正德帝所急需的“上供香物”，不妨允许其从事贸易。最终，朝廷开恩，同意与佛郎机人进行贸易。

此次前来贸易的佛郎机人表现得彬彬有礼，给广州内外居民留下了良好印象。因为留在屯门的船只遭到海盗袭击及船员感染热病，1518年底，船队扬帆满载而归。1520年6月，费尔南回到葡萄牙，得到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接见。国王对中国充满了兴趣，希望能从中汲取对他的统治有益的经验，并进一步打开进入中华帝国的大门。但此时留在大明内部的葡萄牙使团，却卷入了明廷内部的政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