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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革命与人的解放
书名:朝贡、战争与贸易:大航海时代的明朝作者名:袁灿兴本章字数:3503更新时间:2024-05-25 16:07:10
尽管郑和下西洋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郑和之后,明廷却彻底放弃了官方组织的航海活动,并且对民间的海外贸易持禁止态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时期的欧洲却正式开启了航海大发现。中世纪的欧洲,在经历了宗教革命、文艺复兴之后,科学精神勃兴,航海技术发达,加上对黄金与香料的渴望,葡萄牙、西班牙率先对未知世界展开探索。得益于各种因素,葡萄牙率先来到东方,占据了贸易要冲满剌加。西班牙人则越过太平洋来到了东方,占据了马尼拉。这些远道而来的西方人,对海洋充满了争霸的欲望,期待着能敲开中华帝国的大门。
经历了千年的神学禁锢和宗教控制之后,神父已不再具备神圣气质,因为他们传播的教义,已经蒙上了太多俗世的尘埃。教会中充斥的是集中的假话与有组织的欺骗,他们所宣扬的是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谎言,所崇拜的是过时的空洞无物的信条……而由路德、加尔文等所推动的宗教改革,使思想从教会与神学的束缚中破茧而出,也使人们从刻板严峻的经院哲学中解脱出来,从各种对虚幻的偶像的崇拜中解放出来,从各种愚昧和盲从中脱离开来,开启了文明的新篇章。
但宗教改革并不是要消除宗教信仰。宗教的信条和超意志的存在是欧洲人不可缺少的,这不是人的理性需要,而是生命的苦恼迫使他们去信仰。对民众来说,以往的教会已经丧失了作为上帝的权威解释者的作用,只有经历变革之后的教会才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这种变革分为两支:一支是由加尔文、路德等人所倡导的宗教革命,产生的乃是新教,他们认为这是新的统治和新秩序的开始,它是对虚伪统治者的反抗,是为了在人间建立真正上帝的统治;另一支则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变革,通过耶稣会等的努力,力图收复失去的地盘,并在全世界扩展势力。
加尔文是法国人,在法国学习过希腊文,并接触过人文主义,他深受伊拉斯谟的影响。伊拉斯谟通过挖掘希腊文本流传下来的《圣经》发现,上帝的缔约是和人民直接进行的;而人们的罪恶,也蒙基督的鲜血而得到救赎;一个人得救不是靠供奉香油钱给教堂,而只赖于人的信仰。加尔文接受了伊拉斯谟的思想,对法国天主教会加以尖刻批评,并自诩为上帝挑选出来重新恢复信仰的人。加尔文在法国被视为异端而受到通缉,不得不流亡在阿尔卑斯山各国之间,最终在日内瓦共和国找到了容身之地。
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宗教信仰上,加尔文宣布《圣经》是信仰的唯一依据。他简化宗教仪式,在圣事之中,实行洗礼和圣餐礼;在生活中,取缔游戏和赌博,倡导节约,反对奢华,取消一切浮华娱乐行为;在经济上,则鼓励经商致富。加尔文派认为经商贷款、谋取私利都是上帝所赋予的使命,而不是天主教所宣传的牟利是魔鬼的行为。加尔文教派具有强烈的扩张欲,他们希望将加尔文教义传播到欧洲,而这种传播则基于日内瓦的教育体系。一批批来自法国的信徒在日内瓦接受培训,成为传教士。由于他们的努力,到16世纪中叶,法国的加尔文教徒已经占据法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德国是宗教革命的主战场,当时的德国有着宗教革命爆发的天然条件。德国没有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那样集中的王权,德意志境内教俗封建势力和自治城市林立,各自称雄。德意志境内有七个选帝侯,十几个大诸侯,两百多个小诸侯和上千个骑士,这些割据势力在自己的领地上自立为王,其领地俨然就是一个小王国,他们有自己的军队、法律和货币。由于缺乏集中的王权,再加上分裂,德意志的教会不受约束,恣意横行,掠夺大量财富,并将其中的一大部分交给罗马教廷。由于德意志油水丰厚,教廷规定德意志境内的神职人员,上任第一年必须将全部年薪交给教皇。德意志的分裂,教廷的大肆掠夺,导致了一些诸侯和自治城市的不满,他们开始支持与保护各种反天主教的思想与活动。此外,由于几乎不存在维护中世纪习惯和传统的宫廷势力,德意志的学者和作家们思想比较开放,这也为宗教革命提供了思想氛围。
德国宗教革命由马丁·路德发起,导火索来自教皇利奥十世为了金钱而一意孤行,于1517年再次发行赎罪券,并在德国大肆推销。1517年,路德写成《九十五条论纲》,并将之贴在威登堡大教堂门口,要求对赎罪券功效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在《论纲》中,他否认了教皇拥有赦罪的权力,指出教皇不能赦免任何罪债,教皇所能做的,只是宣布并肯定罪债已得到上帝的赦免。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即使没有赎罪券,也可以得到赎罪。1519年,路德与罗马教廷的代表进行辩论。辩论中,路德指出教皇、神父、宗教会议并不是信仰的唯一依据,信仰的唯一权威乃是《圣经》。随后教皇宣布路德为异端,并限令其在六十天内改正,否则开除教籍。路德则将教皇的限令当众烧毁,以示与教廷的决裂。路德还写出一系列论文,阐述了宗教改革的主张。
面对教廷的胁迫,路德依然坚守信念,当众宣称:“除非以《圣经》为根据证明我是错误的,否则我不能也不会为任何事悔罪。”随后路德被教廷通缉,但是他受到不满于教廷的萨克森选侯的保护,大批诸侯也开始皈依新教。德国新教诸侯结合起来,与反新教诸侯进行长期战争,最终在1555年迫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与新教诸侯签订《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规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路德派取得了合法地位。这样,德国便出现了两大诸侯集团,即北部与东北部的路德教诸侯集团和南部与西部的天主教诸侯集团。
宗教革命为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它削弱了宗教势力,强化了世俗权力。新教理论在否定教皇权力的同时,也论证世俗权力的神圣性与必要性,并将世俗权力作为宗教改革的依靠力量,这是新教得到世俗权力支持的重要原因。进行宗教改革的国家,最终都消除了外部教皇干涉和内部教会的离心倾向,建立了由世俗权力统辖的教会。当宗教革命进入尾声时,新教已覆盖了西欧大片土地,天主教则收缩到了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南部、意大利、奥地利等地区。
宗教革命削弱了罗马教廷的实力,改变了一部分财产所有权,这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宗教革命前,西欧每个国家的天主教会都拥有广阔的土地和巨额财富。在卷入宗教革命的国家中,均不同程度地剥夺了教会教产,将教产从教会转移到私人手里。教产的转移,既是生产关系的重大改变,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力量。落到国王和世俗封建主手中的部分教产,虽未投入资本主义生产,但教产变成俗产,褪去了财富的宗教外衣,成为纯粹的财富。转移到农民、新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的部分教产,其性质则发生了质的变化,被投入到社会各个领域之中,带来了财富的增值。
宗教革命奠定了欧洲的宗教信仰自由。中世纪的西欧人,不论是君王还是百姓,当他还是婴儿时,通过天主教神职人员主持的洗礼,就确立了他一生的信仰。在宗教革命中建立新教的国家中,有的是新旧教并存,人们可以从中任选一种宗教作为自己的信仰;有的则由国王把自己的信仰强行普及于全民。但不论是哪一种,其信仰都不再由神职人员决定,神职人员的信仰,也要服从于世俗权力。
宗教革命还催生了罗马教廷内部的变革。宗教革命导致了天主教内各个修士会的建立,如罗耀拉建立的耶稣会等。新教的快速传播,因罗耀拉创立耶稣会才受了挫折。罗耀拉原先当过军人,他的教团是依照军队模式建立的;每一个耶稣会员应当认为自己正从事对异端的战斗,对总会长必须无条件服从。耶稣会员有纪律,精明强干,彻底献身于事业,善于宣传。他们反对先定说,主张得救不单靠信仰才能做到,而须靠信仰耶稣会。由于耶稣会的努力,在南美、菲律宾、印度,他们成功地传播了天主教。在中国,徐光启与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的友谊也被视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佳话。培根也曾称赞耶稣会:“在教学方面,要去请耶稣会的学校,因为已经付诸实践的,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宗教革命将人的信仰从天主教正统教义的禁锢之下解放了出来,为近代的科学探索和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路德和加尔文都把理性与信仰的职能和作用加以区别。他们认为上帝赐予人类的有两部书,一部是《圣经》,一部是大自然。研究大自然这部书,其权威是自然本身而不是《圣经》。对于这一理论,许多新教徒都是加以赞赏的。新教认为对大自然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上帝的伟大,赞扬上帝在其创造物中的威力、智慧和善性。从这一角度出发,新教教义认可了科学,并提高了传播对科学的兴趣。
宗教革命带来了基督教世俗化,使人们的心灵从追求天国的虚幻、来世的拯救转向现实的生活,人们重新认识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路德认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人在其“天职”中为上帝和邻人服务而体现的,从而赋予世俗工作以神圣的、宗教的和道德的意义。加尔文的观点较路德更具活力和进取精神。他认为人安于职守还不够,人应当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争取和利用上帝所给予的每一个获利升迁的机会,以自己事业上的成功、在竞争中的胜利,来荣耀上帝,并证明自己被选蒙召。故而韦伯认为,新教带来了资本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