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革命与人的解放

尽管郑和下西洋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郑和之后，明廷却彻底放弃了官方组织的航海活动，并且对民间的海外贸易持禁止态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时期的欧洲却正式开启了航海大发现。中世纪的欧洲，在经历了宗教革命、文艺复兴之后，科学精神勃兴，航海技术发达，加上对黄金与香料的渴望，葡萄牙、西班牙率先对未知世界展开探索。得益于各种因素，葡萄牙率先来到东方，占据了贸易要冲满剌加。西班牙人则越过太平洋来到了东方，占据了马尼拉。这些远道而来的西方人，对海洋充满了争霸的欲望，期待着能敲开中华帝国的大门。

经历了千年的神学禁锢和宗教控制之后，神父已不再具备神圣气质，因为他们传播的教义，已经蒙上了太多俗世的尘埃。教会中充斥的是集中的假话与有组织的欺骗，他们所宣扬的是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谎言，所崇拜的是过时的空洞无物的信条……而由路德、加尔文等所推动的宗教改革，使思想从教会与神学的束缚中破茧而出，也使人们从刻板严峻的经院哲学中解脱出来，从各种对虚幻的偶像的崇拜中解放出来，从各种愚昧和盲从中脱离开来，开启了文明的新篇章。

但宗教改革并不是要消除宗教信仰。宗教的信条和超意志的存在是欧洲人不可缺少的，这不是人的理性需要，而是生命的苦恼迫使他们去信仰。对民众来说，以往的教会已经丧失了作为上帝的权威解释者的作用，只有经历变革之后的教会才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这种变革分为两支：一支是由加尔文、路德等人所倡导的宗教革命，产生的乃是新教，他们认为这是新的统治和新秩序的开始，它是对虚伪统治者的反抗，是为了在人间建立真正上帝的统治；另一支则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变革，通过耶稣会等的努力，力图收复失去的地盘，并在全世界扩展势力。

加尔文是法国人，在法国学习过希腊文，并接触过人文主义，他深受伊拉斯谟的影响。伊拉斯谟通过挖掘希腊文本流传下来的《圣经》发现，上帝的缔约是和人民直接进行的；而人们的罪恶，也蒙基督的鲜血而得到救赎；一个人得救不是靠供奉香油钱给教堂，而只赖于人的信仰。加尔文接受了伊拉斯谟的思想，对法国天主教会加以尖刻批评，并自诩为上帝挑选出来重新恢复信仰的人。加尔文在法国被视为异端而受到通缉，不得不流亡在阿尔卑斯山各国之间，最终在日内瓦共和国找到了容身之地。

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宗教信仰上，加尔文宣布《圣经》是信仰的唯一依据。他简化宗教仪式，在圣事之中，实行洗礼和圣餐礼；在生活中，取缔游戏和赌博，倡导节约，反对奢华，取消一切浮华娱乐行为；在经济上，则鼓励经商致富。加尔文派认为经商贷款、谋取私利都是上帝所赋予的使命，而不是天主教所宣传的牟利是魔鬼的行为。加尔文教派具有强烈的扩张欲，他们希望将加尔文教义传播到欧洲，而这种传播则基于日内瓦的教育体系。一批批来自法国的信徒在日内瓦接受培训，成为传教士。由于他们的努力，到16世纪中叶，法国的加尔文教徒已经占据法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德国是宗教革命的主战场，当时的德国有着宗教革命爆发的天然条件。德国没有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那样集中的王权，德意志境内教俗封建势力和自治城市林立，各自称雄。德意志境内有七个选帝侯，十几个大诸侯，两百多个小诸侯和上千个骑士，这些割据势力在自己的领地上自立为王，其领地俨然就是一个小王国，他们有自己的军队、法律和货币。由于缺乏集中的王权，再加上分裂，德意志的教会不受约束，恣意横行，掠夺大量财富，并将其中的一大部分交给罗马教廷。由于德意志油水丰厚，教廷规定德意志境内的神职人员，上任第一年必须将全部年薪交给教皇。德意志的分裂，教廷的大肆掠夺，导致了一些诸侯和自治城市的不满，他们开始支持与保护各种反天主教的思想与活动。此外，由于几乎不存在维护中世纪习惯和传统的宫廷势力，德意志的学者和作家们思想比较开放，这也为宗教革命提供了思想氛围。

德国宗教革命由马丁·路德发起，导火索来自教皇利奥十世为了金钱而一意孤行，于1517年再次发行赎罪券，并在德国大肆推销。1517年，路德写成《九十五条论纲》，并将之贴在威登堡大教堂门口，要求对赎罪券功效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在《论纲》中，他否认了教皇拥有赦罪的权力，指出教皇不能赦免任何罪债，教皇所能做的，只是宣布并肯定罪债已得到上帝的赦免。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即使没有赎罪券，也可以得到赎罪。1519年，路德与罗马教廷的代表进行辩论。辩论中，路德指出教皇、神父、宗教会议并不是信仰的唯一依据，信仰的唯一权威乃是《圣经》。随后教皇宣布路德为异端，并限令其在六十天内改正，否则开除教籍。路德则将教皇的限令当众烧毁，以示与教廷的决裂。路德还写出一系列论文，阐述了宗教改革的主张。

面对教廷的胁迫，路德依然坚守信念，当众宣称：“除非以《圣经》为根据证明我是错误的，否则我不能也不会为任何事悔罪。”随后路德被教廷通缉，但是他受到不满于教廷的萨克森选侯的保护，大批诸侯也开始皈依新教。德国新教诸侯结合起来，与反新教诸侯进行长期战争，最终在1555年迫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与新教诸侯签订《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规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路德派取得了合法地位。这样，德国便出现了两大诸侯集团，即北部与东北部的路德教诸侯集团和南部与西部的天主教诸侯集团。

宗教革命为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它削弱了宗教势力，强化了世俗权力。新教理论在否定教皇权力的同时，也论证世俗权力的神圣性与必要性，并将世俗权力作为宗教改革的依靠力量，这是新教得到世俗权力支持的重要原因。进行宗教改革的国家，最终都消除了外部教皇干涉和内部教会的离心倾向，建立了由世俗权力统辖的教会。当宗教革命进入尾声时，新教已覆盖了西欧大片土地，天主教则收缩到了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南部、意大利、奥地利等地区。

宗教革命削弱了罗马教廷的实力，改变了一部分财产所有权，这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宗教革命前，西欧每个国家的天主教会都拥有广阔的土地和巨额财富。在卷入宗教革命的国家中，均不同程度地剥夺了教会教产，将教产从教会转移到私人手里。教产的转移，既是生产关系的重大改变，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力量。落到国王和世俗封建主手中的部分教产，虽未投入资本主义生产，但教产变成俗产，褪去了财富的宗教外衣，成为纯粹的财富。转移到农民、新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的部分教产，其性质则发生了质的变化，被投入到社会各个领域之中，带来了财富的增值。

宗教革命奠定了欧洲的宗教信仰自由。中世纪的西欧人，不论是君王还是百姓，当他还是婴儿时，通过天主教神职人员主持的洗礼，就确立了他一生的信仰。在宗教革命中建立新教的国家中，有的是新旧教并存，人们可以从中任选一种宗教作为自己的信仰；有的则由国王把自己的信仰强行普及于全民。但不论是哪一种，其信仰都不再由神职人员决定，神职人员的信仰，也要服从于世俗权力。

宗教革命还催生了罗马教廷内部的变革。宗教革命导致了天主教内各个修士会的建立，如罗耀拉建立的耶稣会等。新教的快速传播，因罗耀拉创立耶稣会才受了挫折。罗耀拉原先当过军人，他的教团是依照军队模式建立的；每一个耶稣会员应当认为自己正从事对异端的战斗，对总会长必须无条件服从。耶稣会员有纪律，精明强干，彻底献身于事业，善于宣传。他们反对先定说，主张得救不单靠信仰才能做到，而须靠信仰耶稣会。由于耶稣会的努力，在南美、菲律宾、印度，他们成功地传播了天主教。在中国，徐光启与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的友谊也被视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佳话。培根也曾称赞耶稣会：“在教学方面，要去请耶稣会的学校，因为已经付诸实践的，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宗教革命将人的信仰从天主教正统教义的禁锢之下解放了出来，为近代的科学探索和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路德和加尔文都把理性与信仰的职能和作用加以区别。他们认为上帝赐予人类的有两部书，一部是《圣经》，一部是大自然。研究大自然这部书，其权威是自然本身而不是《圣经》。对于这一理论，许多新教徒都是加以赞赏的。新教认为对大自然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上帝的伟大，赞扬上帝在其创造物中的威力、智慧和善性。从这一角度出发，新教教义认可了科学，并提高了传播对科学的兴趣。

宗教革命带来了基督教世俗化，使人们的心灵从追求天国的虚幻、来世的拯救转向现实的生活，人们重新认识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路德认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人在其“天职”中为上帝和邻人服务而体现的，从而赋予世俗工作以神圣的、宗教的和道德的意义。加尔文的观点较路德更具活力和进取精神。他认为人安于职守还不够，人应当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争取和利用上帝所给予的每一个获利升迁的机会，以自己事业上的成功、在竞争中的胜利，来荣耀上帝，并证明自己被选蒙召。故而韦伯认为，新教带来了资本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