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与华夏中心思维

由于地理、文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古代中国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认知。在古人看来，中国乃是文明发达之地，周边各国仰赖于此而获得开化。明开国之后，也延续了此认知，以中国为中心，建立起了朝贡体系。在朝贡体系之中，只有得到大明王朝的许可，各国方可进入中国，进行朝贡。朝贡体系使得当时的远东地区，从陆地到海洋，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在政治秩序之外，朝贡体系也包含了贸易的内容，其中既有郑和走向海外，与各国贸易，也有明廷控制香料贸易，独享暴利。

土地是人类生活的舞台，它制约着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进一步影响着他们的文化。黑格尔认为，各民族栖息地的自然环境与其人民的性格有密切联系。他区分出三种类型的地理环境，即高地、草原和平原。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不同的民族性格，并给各个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法律制度以影响；他甚至认为，在热带和寒代的人们，由于应付炎热和冰雪，不可能提高自己的文明程度。孟德斯鸠则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土壤的性质，决定着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的演变。

中华文明体，从走上历史舞台之日起，就以黄色土地、农耕文明为标记。《尚书·禹贡》中说，中国的版图“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是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世界观。

“中国”一词，在古代中国人意识里，就是中央之国；它领有九州，富有四海，它就是天下，是世界的中心。中国居亚洲之中，亚洲居寒带、热带之中。从日照上来看，中国地域内所承受的日照量也居中，这里的日照量比非洲小，比欧洲大。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中心地均位于中国之中部，即历史上所称的中原地区，是典型的温带气候区，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寒来暑往，阴阳平衡，不偏不倚，故而说中国居世界之中也未尝不可。

中国自古以农为主，畜牧业和渔业分别分布在西北方和东南沿海一带，这里均不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农耕文明才是中国的主要文明形态。中国东部濒临太平洋，北部是无边的戈壁和浩瀚的原始森林，西部是万里沙漠与高山，西南则是无法逾越的青藏高原，这是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地理上的半封闭，既使中华文明能延续千年，也导致了中华文明相对保守的一面。长期在半封闭的地域活动，中华文明所能吸收、借鉴的外来文明相对较少，外来文明对它的冲击也相对较小，因此，人们更看重自己的文明传统。

半封闭性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助长了华夏中心主义观念，使得中国古人误以为天下只有华夏中国和散落在自己周围的蛮夷部落而已，因而往往把所谓“天下”作为中国的代名词，以为天底下没有可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国家及文化。当世界步入大航海时代之后，这种心态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以开放姿态走向世界的步伐。

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等“四夷”，加上华夏中国，乃是上古时期的天下概念。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治结合体是以“天下”的概念出现的。孔子称尧、舜、禹、汤、文、武“有天下”，即拥有了一定范围地域、人民和政治权力的结合体。当时的“国”是指西周天子分封的各邦诸侯，“家”是指公卿大夫的公室。西周的“天下”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国家所取代。梁启超曾说过，国家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只能见诸乱世。而到了太平之世，则国家的概念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天下的概念。

依据这个说法，春秋战国时期倒有国家，到了秦汉大一统之后，国家反而消失，这是为何？梁漱溟比较中西政治后道：“在欧洲小国林立，国际竞争激烈，彼此间多为世仇。人民要靠国家保护自己，对国家自然很亲切；但在同等面积之中国，却自秦汉大一统以后，再无战国相角形势；虽有邻邦外族，文化又远出我下，显见得外面缺乏国际竞争。”

西方哲学家罗素在上海的演讲中曾道：“中国实为一文明体而非国家。”历史学家雷海宗更认为两千年来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明区，与战国七雄或近代西洋列国截然不同。秦汉大一统后，在中国所处的东亚圈内，再无能和其对峙的大国，也没有能挑战中国的文明体，这就决定了古人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心理，故而林语堂说：“历史上中国的发展，是作为一个世界发展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古代中国，是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的；古代中国所有的，是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天下概念。

在华夏中心说支配的天下概念中，中国以其文化先进，昂然处于世界的中心，周遭的蛮夷小邦，感受并膜拜着中华文明的光辉，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对朝贡体系，美国人切斯特·何尔康比敏锐观察到：“在这个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世界里，其他卫星国用最美妙的阿谀奉承来使她称心如意。他们照搬她的文明，甚至连政府也以她为蓝本。将她视为东方世界中最权威、最尊贵的霸主。她自奉为、也被公认为是他们的保护神，她是如此地至高无上。”

明开国之后，朱元璋以天下共主的身份，通过朝贡关系，建构了天下秩序。在朝贡体系之中，周边各国向作为“华夏中心”的中国称臣，每隔一段时间前来朝贡，而中国则给予册封和赏赐。明代形成了包括厚往薄来、勘合印信、朝贡文书、朝贡贸易、朝贡定期等的一套稳定的朝贡制度，在明中期之前，形成中国周边相对稳定的秩序。

（一）厚往薄来。洪武五年，明廷定下厚往薄来政策，敕中书省臣曰：“西洋琐里，世称远番，涉海而来，难计年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洪武三年、五年，琐里国王卜纳两次遣使臣向明廷进贡。朱元璋“喜王敬中国，涉海道甚远，赐甚厚”。此后明廷一直贯彻厚往薄来政策，予各国来华朝贡使团以厚赏。

（二）勘合印信。洪武十六年始，凡新帝登基，诸藩属国要改换勘合文册。由明廷先在符契文书上盖印信，分为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使用时将二符契相并，验对骑缝印信，验证真伪，称勘合。明代每一勘合有两百道，发给勘合的国家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苏禄、柯枝、渤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剌、古麻剌等国。

（三）朝贡文书。文书制度是指朝贡国朝贡需要提交表文，没有表文的国家将被拒绝朝贡。占城、暹罗、满剌加、苏门答剌、爪哇等用金叶表文，三佛齐使用金字表，渤泥使用金字银笺，苏禄使用金缕表。入贡时，由朝贡国提出申请，递交表文和贡物，待广东、浙江等地方政府审查合格后，再将朝贡事宜转奏朝廷，待朝贡被允许的通知批准下来之后，再由入境处官员负责护送贡使进京。进京之后，要入住京师会同馆，并前往礼部进献表文、方物，还要经过演礼，最后才能得到皇帝的接见。

（四）朝贡贸易。朝贡关系的核心在于确认和重申政治认同，附带发生商品交易，但这附带发生的贸易，才是各国来华的目的所在。明人张瀚《松窗梦语》将互市分为“西北互市”与“东南海市”两种，如明人郑晓所云：“盖东夷有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

（五）朝贡定期。根据亲疏关系，明廷将各国来华朝贡，分为两年一贡、三年一贡、十年一贡不等。如洪武五年，朱元璋下谕，定下高丽三年一贡或每年一贡：“今高丽去中国稍近，人知经史文物礼乐，略似中国，非他邦之比，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礼或比年一来。”但朝贡定期制，实际上并未严格执行，如：

琉球定为两年一贡，但其与明廷关系亲密，常一年数贡；日本定为十年一贡，但往往未到贡期，日本使团也就前来了。

朝贡体系在远东所确立的，是一个稳定的秩序，是一个不争的秩序。而欧洲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为商人的崛起、商业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进而产生了政治性的变革，带来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在稳定的朝贡秩序之下，大明王朝缺乏外部国家的竞争，陷于天朝大国的迷梦之中，自然也就不必推动政治变革、保护商业，只需要维持住一个大的农业国即可，至于会带来各种变数的商业，则以强力加以打击。

大明王朝所创建的朝贡秩序，所体现的是不平等的交往关系。各国在对中国表示臣服之后，被纳入整个体系，得以开展朝贡贸易。通过朝贡，各国既可以进行贸易，也可以感悟中华文明。朝贡体系中的琉球、日本、朝鲜、安南等，都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日本、朝鲜等，也羡慕天朝体系，试图建立一个缩微版的朝贡秩序，如朝鲜之于对马岛，日本之于琉球，都建立了一个小型的朝贡体系。

在东南亚区域内，受中华文明的影响相对较小，保持了其佛教、伊斯兰教文明体系，其与中国交往，主要是为了贸易考虑。其中如满剌加等国，在贸易之外，也希望得到明廷在政治上的扶持。

在朝贡体系中，北方的游牧部落与海外桀骜不驯的日本，乃是最大的变数。在北元一蹶不振之后，游牧部落已不再渴望征伐中原，恢复往日的荣光，其主要目的乃是进行贸易，获得丝绸、铁锅等物品。游牧部落对贸易的渴望，超过了一切，又由于贸易纠纷，有明一代，引发了土木之变、庚戌之变这样的重大事件。而从日本列岛出发的倭寇，与中国沿海海寇结合，持续不断地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也困扰着大明，冲击着朝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