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史前陶器衬花工艺探讨（2）

现在看来，当时以“磨花”之名来定义这种陶器工艺，并不十分贴切。它实际上是用刻划压印等不同方法在陶器上制出地纹，用以衬托出主体纹样，所以提出更名为“衬花”工艺，用这种工艺装饰的陶器，称为“衬花陶”。为叙述方便，我们将史前陶器上用于衬托的纹饰称为地纹，而将陶工要表现的主体纹饰称为主纹。地纹一般采用比较细小的纹饰单元，使用点、线、小型几何形刻划或是糙面作衬。主纹一般是磨光的光滑器表组成连续的纹饰带，也以几何形纹为多见。

对于史前陶器衬花工艺的程序，根据标本观察和试验过程的了解，我们认为有磨光、刻划纹饰轮廓、衬地和打磨等几道工序，分述于下：

1．磨光

磨光虽然不是陶器衬花工艺的独有程序，但却是一道很重要的程序。很多衬花图案主纹的基础，是在全器打磨光滑时就有了。衬花工艺选用的陶器，大多是较为细腻的泥质陶，实际上只要按照传统的泥质陶打磨工艺将器表打磨光滑就可以了。一般要在陶胎半干时进行磨光，依李文杰先生试验的结果，以含水量在11至13时磨光效果最好。磨光采用的工具是表面光滑的骨器或小块砾石，磨光的结果是陶器表面结构更加紧密而富有光泽。许多彩陶在施彩后也要磨光，使彩料压入表层，经焙烧后彩纹显得更加光洁美观。从这一点上看，衬花工艺与彩陶工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2．刻划出纹饰轮廓

衬花陶器上的主纹图案，多呈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形式，构图一般都比较严谨，有的还显得相当繁复。因此勾勒轮廓是少不了的一道工序。轮廓线用粗细适度的锥状物划出，在操作中也不排除用色料先绘出图案，然后于图案周边进行双勾处理。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在黑板上写楷体空心字时不容易写好，就先用蘸水的毛笔把字写出，趁水未干时将轮廓用粉笔描出，水干后构形美观的空心字就显露出来了。在字外还可以衬些别的色彩或图案，使无色的字显得更有生气，这与衬花陶器的感觉非常近似。实际上在衬花陶器上我们很容易找到依然保留的主纹轮廓线，轮廓描绘是认真的，成品衬花纹饰都非常精致。

3．衬地

主纹轮廓确定后，选取不同的方法在主纹轮廓外作地纹，使主纹更加突出。衬地的方法，又分刻划、压印、剔刺和糙化几种。刻划一般是以短细的线条呈平行或放射状地填满地子，有时这种刻划本身也是一个个较小的纹饰单元。压印是以排齿类器具在地子上压划出篦纹或类似的纹饰，一般排列都比较整齐。剔刺是用尖锥工具以点状或三角形刺出地纹，这样的地纹排列不一定整齐，但一般都会比较匀称。糙化是用刷子或小刀去除地子上的光滑面，使主纹和地纹在光感度上形成明显的对比。

不同方法衬地的目的，都是去除主纹轮廓外陶器的光滑面，以没有光泽的地子突出光滑的主纹，这样衬花的装饰效果就达到了。

4．打磨

陶器在衬好地纹以后，主纹已清楚地显现出来。为了使主纹更加整齐流畅和醒目，有时还要进行局部打磨。一般的精品衬花陶器都要经过这道工序，以精益求精为目标。

在上面提到的这些工序之外，衬花陶器也有一些较为简略的做法，就是先在器身预设的纹饰带施满地纹，然后直接在地纹上压划上纹饰，如四川西昌礼州遗址的米字纹陶罐便是这样。这是一种比较简化的做法，不容易做出精品衬花陶器，类似的标本在衬花陶器中见到的并不是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西南新石器时代衬花陶器中的衬地纹饰，常见的是篦纹或类似的点划纹，这是发现篦纹标本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去研究者将这类标本都归入篦纹陶范畴，没有作深入的讨论。以篦纹和刻划纹作地的衬花陶器凸显了西南史前陶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对这种富有特征的陶器装饰工艺的研究，应当引起必要的重视。

确定了西南地区新石器晚期存在较为普遍的衬花陶工艺以后，我们会很自然地要寻求它的起源，也会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中原地区，转向黄河和长江中游地区。

分布在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衬花陶器，其年代在距今4500年左右，相当于龙山文化中期。翻检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器资料，却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表明制陶有这样的衬花工艺，可以确定地说，中原史前陶业中没有使用过衬花装饰技术。在中原史前陶器中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中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上流行的是绳纹、篮纹和方格纹，这些都是拍印纹饰，与衬花陶工艺中的压划和刻划技术有明显不同。在中原边缘的一些地方却有重要发现，如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约当夏商时代的陶片上，就见到典型的衬花纹饰，也是以刻划线条或剔刺纹作衬地，衬出光滑的三角形纹饰。其实在殷墟考古中，类似的衬花陶器也并不鲜见，许多陶器的肩腹部都有以绳纹作衬的角状纹饰，偶尔还能见到以绳纹作衬的饕餮纹残片。

值得注意的是，商周青铜器上的纹饰，不少都采用这种衬花工艺铸造，尤以商代后期的饕餮纹最为典型，细细的雷纹衬托出饕餮醒目的嘴脸。西周早期铜器上的一些饕餮纹也沿用了这种表现手法，衬地的雷纹排列得井井有条。到了东周时期，在作为主体纹样的饕餮纹退出青铜器的装饰后，采用衬地手法表现的纹样在铜器上仍能见到。虽然不能说铜器上的衬托表现手法与陶器上的衬花工艺完全相同，但铜器上的这种衬地工艺，必定也是受了年代更早的衬花陶工艺的影响，或者说是直接脱胎于陶器的衬花工艺。

我们特别注意到，东周时期开始出现的暗花黑陶，与衬花陶器的工艺非常接近。河北平山战国墓出土的暗花陶器非常精美，装饰手法实际上是衬花工艺的延展。它是在全器打磨光滑的基础上，先在预设的纹饰带做出整体的糙面，然后再在糙面上压划光滑的纹饰。虽然不能说它与史前陶器的衬花工艺存在太直接的联系，但两者的工艺属于同一传统应当是可以认定的。类似的衬托表现方式还见于战国时代的漆器纹样上，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鸭形漆盒上就有采用衬地方法绘出的图案单元。我们把目光再延伸一些，中国古代后来装饰艺术中的加地和减地技法，也应当是根源于这种衬花工艺的。

虽然中原地区没有发现年代较早的衬花陶器，但是在除西南地区以外其他周边地区的史前文化中，我们注意到也有衬花陶器的发现。在北方地区的诸多史前文化陶器上，能普遍见到篦点纹，不过篦点的排列并没以地纹方式出现，装饰风格同西南地区的陶器迥然有别。但在年代稍晚的北方新石器文化中，却也发现过以衬花工艺制作的纹饰陶器，虽然数量较少，但史前陶工已经掌握衬花工艺这一点则可以肯定。如内蒙古凉城距今4500至4000年的老虎山文化中，就见到表现有折线和菱形等图案的衬花陶器。凉城大庙坡遗址87F1和老虎山遗址F26出土的敛口瓮，就见到了这样的衬花图案，为图案衬地的是细碎的划纹和点压的小三角纹，衬出的图案平整光滑。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现与衬花工艺相似的陶器，像吉林和龙兴城遗址所见，一般不是以衬花为特征，而是在主体纹饰中填纹，并不在纹饰外填纹。但在细密刻划纹填以篦点纹组成的各种复合纹饰，也见到一些图案具有衬纹特点，纹饰单元有雷纹、菱形纹、涡纹和三角纹等，其年代不晚于距今4300年。

同类的发现还见于辽宁长海小珠山遗址和上马石遗址。小珠山遗址中上层和上马石遗址上层都可见到典型的衬花陶器，是以刻划细线或点状衬出纹饰的。这里的衬花陶器的年代在距今5000至4000年。

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也发现了相当典型的衬花陶器。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夏家店文化墓葬中随葬的陶器除极富特征的彩陶外，还见到一些衬花陶器，不少盉、鬶类的袋足器上都见到衬花纹饰。一般是在器腹位置用篦点和糙面衬出光滑的宽带与三角带状纹饰，宽带多为数条平行排列，做工细腻。

我们再将眼光转向东南，便会发现陶器上的衬花工艺，在中国史前有可能最早出现在良渚文化中，良渚文化的许多遗址都发现了水平很高的衬花陶器。如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阔把黑杯刻划的太阳鸟等图形，就是在鸟形外衬上垂直连缀的方块图形而使鸟形突出。不过这种光面的方块图案却是由细刻的线条衬出来的，这样的衬花陶器采用的是一种复式衬法，需要有更高的刻划技巧。从这一点看，良渚文化的衬花陶器已是非常成熟的作品，它不会是衬花陶器起始阶段的产物。良渚文化陶器的衬花工艺应当有更早的渊源，但是时代比它早的崧泽文化中却并没有见到衬花陶器，我们还是没法找到衬花陶器起源的证据。

东南地区良渚文化的衬花陶器虽然时代比较早，但我们并不能由此确定它就是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中衬花陶器的源头，因为它与后两个地区的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仅就西南地区的衬花陶器而言，它的技法源起应当与彩陶有一定的关系。证据主要有三，一是有的衬花陶器有加彩现象，二是有的衬花图案与彩陶图案在构图上有相似之处，三是衬花陶器的时代晚于彩陶。与彩陶技法相比，衬花陶器在工艺上有更高的技巧要求，更耗工费时。更进一步的论证还需要有更多的资料，留待来日。

在研究者以往的印象中，西南史前时期的陶业处于相当原始的状态，一些规模不大的发掘也能证实这一点，出土的陶器质地粗糙，纹饰也很简单。特别是民族调查提供的资料显示，直到当代，部分西南民族地区的陶业还停留在原初发展阶段，具有器表少纹饰、无窑焙烧、火候较低等特点。可是从衬花陶器的发现来看，现在是到了重新评价西南史前陶业发展水平的时候了。应当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南地区的制陶工艺还是较为发达的，不仅有磨光黑陶，也有在中原地区见不到的衬花陶器。而且衬花陶器作为一种重要的工艺技术，它对后来的铜器饰纹技术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如果它的起源是在中原以外的周边地区，那么它出现的意义恐怕就不仅仅在于它自身了。还要提到的是，史前时代的衬花工艺在西南有一个明确的扩展范围，它背后的文化意义是什么，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从目前获得的资料来看，衬花陶器的分布在史前仅限于中原周边地区，南北两个方向都有重要发现，以东南和西南地区的衬花陶器较为典型。史前时期的衬花陶器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我们现在已经大体明确衬花陶器是中原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成熟起来的一种新的陶作工艺，它为什么在史前仅存在于中原周边地区而不见或少见于中原地区，这是另一个很值得探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