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昆仑

——西藏拉萨曲贡遗址发掘琐记

你走过漫漫长夜

不用感伤

没有诅咒

也没有眷恋

……

你走过茫茫原野冰雪消融

满怀欢喜

也满怀虔诚

那春天总要飘然降临哦……

昨天的太阳

属于昨天

今天的日子

有一个崭新的姿颜

这一首《昨天的太阳》，是西藏高原广为传唱的流行歌曲之一。每当听到它深情动人的旋律，我的思绪就会一下子驰骋到雪域高原，心中整个地都会为冰峰、羌塘、雅鲁藏布和布达拉宫所占据，就会想起在那里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日日夜夜，艰险与收获，遗憾与欢欣，历历在目。

连续五个年头的高原工作，几度穿越雪域，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费我百思去求解，使我激动而无眠，一切虽已过去，依然刻骨铭心。在遥远的雪域，我饮到酸甜的酒，听到高亢的歌，看到优美的舞，遇到纯朴的人，寻到古老的梦。最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是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就是在这个似乎平常的古代文化遗址里，我和我的同行开始与藏族先民直接交流，我们探访到西藏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的远古农牧文明。在感受高原烈日的光焰时，面对着雪域先民的遗迹遗物，我们似乎也感受到了这号称“世界第三极”的昨日太阳的辉煌。

初涉雪域

自从幼时知道了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还有喜马拉雅和布达拉宫，就对西藏高原的神秘与博大有了一种强烈的向往，幻想着未来能逢上游历雪域的机缘。后来进入大学攻读中国考古学，有幸与来自西藏的几位藏族同胞同窗，我们一起品饮酥油奶茶，一起谈论吐蕃王朝，让我满足了更进一步了解那块神秘土地的渴望，也让我似乎看到了实现梦想的希望。于是开始相信终有一天，我会翻越令人生畏的唐古拉山，去亲身感受高原的雄伟与神奇。

人生有许多时候都可能因迷失于歧途而终成阴差阳错，也偏有一些从天而降的机缘让你夙愿得偿。1989年5月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在长沙举行，我与同窗索朗旺堆在会上不期而遇，当时担任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他，向我表示了请考古研究所派员参与西藏地区考古发掘的愿望。征得主管领导批准，考古研究所决定由当时主持四川考古工作队工作的我兼管进藏开展工作的具体组织安排。这对于我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我感觉到一个尘封已久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就在长沙年会一个多月以后，我高兴地收到了雪域高原的盛情邀请，索朗旺堆安排我尽速进藏对文物考古工作现状做一些了解，然后商定具体的工作方案。于是在这一年的夏季，我完成了一次近乎是梦中的旅行。后来我才领悟到，这次穿越世界屋脊的旅行，不仅让我饱览了高原神奇的风光，让我探访到雪域居民的古今世界，还以我从未体味过的强大力度磨炼了我的意志，使进入不惑之年的我有了在其他境遇中不可能获得的人生体验。

初次进藏并没有领教到唐古拉山生命禁区的威胁，而是由北京乘直航班机直飞拉萨。当我怀着试探的心情走下舷梯，首先得到了两个深刻印象：一是头顶的天空碧蓝如洗，一是脚下的大地柔软似绵。当然，这种飘飘忽忽的失重感觉，并不是每个初涉高原的人都能体验得到的。对北京而言，拉萨离太阳的距离毕竟近了3600多米，阳光更加灿烂，风光更为清新，但是低氧的空气却让人心跳加速，头痛不止，吃饭不香，睡觉无眠。在藏期间，我的心脏搏动的频率始终在每分钟130次上下，每日只能维持3小时左右的浅睡眠。奇怪的是，如此的寝食失衡，我却始终不曾有明显的疲劳感觉，精神一直处在亢奋的状态。种种不适的感觉，并没有冲淡我初涉雪域的兴奋，也没有退却我深入探访高原的信心。

身体经过几天的调适，我感觉活力有了些许增加，在索朗旺堆的陪同下，我们开始了为期近一月的野外考察旅行，同行的还有先期进藏的我的老师林向先生。考察的路线是先由川藏公路往东至林芝，再由林芝向西折，经山南至日喀则，然后绕过羊八井返回拉萨。一路重点考察的地方有林芝杜布石器地点和石棺葬墓地、朗县列山吐蕃墓地、乃东吐蕃墓地、琼结藏王陵等处。沿途众多的寺庙与飘飘扬扬的经幡，向我们展示着藏传佛教的现代氛围；山间高耸的陵墓和大大小小的遗址，向我们传导着高原文化的古代信息。高山牧场牛羊成群，河谷盆地麦浪翻滚，一派现代农牧文明景象。眼前的一切，时时让我的思绪跃入远古。就这样，探求高原农牧文明的演进，追寻它的源起，成了我心中开始酝酿的第一个西藏考古的学术课题。

穿越巍峨雪山，渡过澎湃藏布，我们不难发现，雪域不仅有奇险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也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璀璨的远古文明。

难下决断

我们在拉萨附近也考察了几处古文化遗址，其中最吸引我注意的还是北郊的曲贡遗址，它是我计划进行发掘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这个遗址的内涵不大容易一下子了解清楚，没有足够的可资对比的资料来为它定位，尤其是年代无法大体确定，这让我难下决断。正是这个原因，我反复几次踏勘了曲贡遗址，它真让我欲罢不忍，欲定又不能。

曲贡，在藏语里是“水塘”之意，“曲”就是水，“贡”则是堰塘。曲贡村因早先有个大水塘而得名，现在水塘早已消失，但村名依旧。曲贡村位于拉萨河谷的北部边缘，在拉萨城正北约5公里处的色拉乌孜山脚下，东面不远处就是黄教名寺色拉寺。由遗址南眺，可以清晰地望见雄伟的布达拉宫；登上布达拉宫北望，更可将遗址一览无余。

曲贡遗址是1984年由西藏文物普查队发现的，发现者就是我的另一位同窗更堆先生，他是第一代藏族考古学者之一。根据普查资料和我几次现场调查的感觉，大体可以确定这是一处史前遗址，大量的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及玉器共存，磨光黑陶与夹砂红陶同见，初步判断遗址包含有时代早晚不同的遗存。值得重视的是，这个遗址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它的主要内涵应当代表了西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断面，很有发掘价值。但是，当时有人认为曲贡的主要遗存可能要晚到唐至明清时代，这个说法还有相当的权威性。这使我心里出现了一丝不踏实，因为我不希望在西藏第一次发掘的目标处在这样晚的时段内。对于西藏地区的考古研究来说，我觉得更有学术意义的还是史前遗存。

在离开拉萨返回北京的前一天，心存疑虑的我又一次来到曲贡村，我实在不忍心放弃它。本来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希望有点新的线索，果然有了重要收获，在村民挖取沙土新暴露的地层断面上，意外观察到非常重要的地层堆积关系。我发现在地面散落的大量红陶片，与磨光黑陶可能并不属于一个时代，遗址的下层堆积中没有见到典型的红陶片。更重要的是，在另一处因取土而破坏的地点，还发现了一处居住遗迹，这是一个方形建筑基址，有石块砌成的壁面，居住面上散落着大量的木炭与草木灰。一见这黑黑的木炭，我眼前顿时发亮，我们从事史前遗址发掘，采到了木炭标本，就等于是拿到了判定年代的锁钥。采集到足够的木炭标本，我心头涌出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回到北京，不待身体缺失的氧气补足，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眩晕状态，我抓紧将木炭标本送到了碳-14实验室。没过几月，实验结果就出来了，这个实验室编号为ZK-2334木炭的标本，年代测定为距今3115年。我知道这个数据代表的只是曲贡遗址上层遗存的年代，它的下层的年代肯定还会更早一些。就是这个年代数据也已经让我觉得很踏实了，它至少是在前吐蕃文化的范围以内，表明曲贡遗址的主要内涵是属于史前的。不用说是这个年代数据坚定了我的信心，由此我便下了决断：我们在西藏开展考古工作，就从曲贡遗址做起。

在我初入西藏一年之后的1990年夏季，考古工作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我带着国家文物局核准的考古发掘证照，带领着新组建的西藏考古工作队，又一次踏上了西进雪域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