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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史前陶器衬花工艺探讨(1)

西南地区史前陶器衬花工艺探讨(1)

书名:守望昆仑作者名:王仁湘本章字数:4096更新时间:2024-12-27 18:39:40

——由西藏曲贡和卡若文化的发现说起

史前时期有一种以衬花工艺制作的陶器,完全可以与彩陶和磨光黑陶等相提并论,它是精品陶作之一。衬花陶器指陶器上的图案是以压剔刻划的阴纹为衬地,而以并不饰纹的磨光面为主要纹饰,构成较为明晰的图案单元。这种以反衬方法制成的图案繁简不一,以几何形为主,构图一般较为工整,做工也较为细腻。这种陶器的装饰工艺,在西藏、云南和川西南地区的史前遗址中发现有较多的例证。衬花陶器在其他地区也有少量发现,在东部地区的良渚文化的一些遗址中发现了水平很高的衬花陶器,只是装饰风格与西南地区有明显区别。

史前陶器的衬花工艺是一种在单色陶器上表现出多种光感的工艺,是史前制陶工艺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陶器的衬花工艺流程,主要有磨光、划出主纹图案轮廓、去光衬地纹、局部打磨等几个步骤。古代衬花陶器与彩陶存在某种渊源关系,它的出现要晚于彩陶,是在彩陶技法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陶器装饰艺术。与彩陶相比,衬花陶器工艺上有更高的技巧要求,也更耗工费时。后来装饰艺术中的凸起和减地技法,也应当是起源于这种工艺传统的。

对于史前时期陶器的研究,过去学者们比较关注彩陶、蛋壳陶、磨光黑陶等,这些都是史前陶工制作的品质较高的陶器。但是史前可入高品质之列的陶器,并不只限于这些类别,至少还有一种以衬花工艺制作的陶器,我们认为它完全可以与彩陶和磨光黑陶等相提并论,也应当可以算作古代精品陶较特别的刻划纹饰和压划纹饰的陶片,这些纹饰乍一看往往表现有双关的特点,即饰纹处和纹饰间的无纹处都能构成明确的图案单元。细一观察,会发现主体纹饰却是在无纹处,所饰纹样其实不过是一种衬纹。曲贡遗址所见的这种衬花工艺陶器标本虽然在数量上并不是很多,尤其是复原器很少,但是却很典型,图案单元主要有菱格纹、圆圈纹和折线纹等,有的制作非常精致。

曲贡发现的最典型的一件带耳圈足杯,为磨光细泥红陶质,在折腹的上腹部饰有精美的衬花纹饰,用一周糙面衬出二方连续的菱形纹饰带,在菱格内再用糙面衬出小菱纹或圆圈纹。

这件标本的衬花纹饰让人觉得有彩陶的意味,是曲贡文化中见到的一件精品衬花工艺陶器。曲贡遗址的发掘过去了许多年,后来每一提及曲贡,我都会说起那特别的陶器衬花工艺。后来我们还特地约请李文杰先生对曲贡遗址的衬花陶器进行了实验研究,仿制出了一批衬花陶器。

卡若遗址 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发掘在曲贡遗址之前,出土陶器上饰有较丰富的刻划纹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应属衬花纹饰,只是当时没有从这个方面认识。卡若遗址流行一种三角带状刻划纹,是先在陶器的显著部位划出一周波折纹,然后在波折纹的上端或下端填上细画线,一般是在一个三角内填三四根线条。在填线与未填线的两个区域内形成明显的对比,填线的三角衬出光面的三角,两种三角各自构成连续的纹饰带。

另外在有的陶器上还有以同样的方式衬出的光面波折纹,有时波折纹层层重叠,体现出一种韵律感。

卡若遗址的这两种衬花纹饰在曲贡遗址中都能见到,由此也可以看出两个文化关系之密切。

新光遗址 让我再次注意到史前衬花陶器的存在,还是近年的事情。为了筹备云南边境地区的考古发掘,在2000—2001年间,我前往云南地区调查史前遗址,发现在若干地点都有类似的衬花陶器存在,有的还相当精致。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我相信在西南史前时代晚期的遗址中,能普遍见到这种衬花陶器。在云南,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永平新光遗址出土的陶器。在永平观摩这些陶器时,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它比过去印象中的云南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要精致得多。

新光遗址的陶器近半数都有纹饰,纹饰以刻划纹为主,以一种“细密刻划纹”最富特点。它是以细而密的线条刻划出成组的图案单元,构成均衡对称的纹饰带,制作技法娴熟。在这样的纹样中,有一部分采用的是衬花技法,用细密的地纹衬出各种折线纹和涡纹等。值得注意的是,“刻划部位还常常涂有彩绘,计有红彩和白彩”,它们是陶器烧成后绘上去的,颜色容易脱落。这种加彩的衬花陶器,有着更高的艺术价值。

菜园子遗址 我们在与云南省文物考古所合作发掘的永仁菜园子遗址中,也见到非常典型的衬花陶器。它一般是用成排的篦点纹衬出光滑的折线纹和弧线纹,构图比较严谨。这样的陶器纹饰在构图上,有的与西北地区的彩陶非常接近。因此有理由认为,衬花工艺是在彩陶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西南的衬花陶器与西北的彩陶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大墩子遗址 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是西南地区较早发掘的新石器遗址之一,出土的大件夹砂陶器多较粗糙,表面的纹饰可能已经剥落,但是小型泥质陶器表面的纹饰保存尚可,多数也是用比较整齐的篦点衬出折线纹和条带状纹饰,还见到少量具有律动感的旋形纹饰。衬花纹饰在大墩子遗址早期和晚期的地层中都有发现,不同的是早期纹样中还见到菱形纹和三角形纹饰,纹饰更丰富一些。

石佛洞遗址 云南耿马石佛洞遗址1983年进行过试掘,在不大的面积内出土了一些大件陶器,外表见到繁复的衬花纹饰。石佛洞遗址出土的衬花陶器非常精致,不论大型陶器还是小型陶器,一般都在显著部位装饰有纹饰,多以衬花方式表现各种图案。陶器表面先行磨光,然后划出主体纹饰轮廓,采用排列有序的篦点纹衬底。纹样均衡对称,构图多采用二方连续的形式,主体纹饰有勾连旋纹和圆圈纹等。其中有一件褐陶的纹饰为弧边三角作衬的旋形,旋纹连接处留出圆形空白构成四个圆圈纹,远距离观察有彩陶风格。另一件磨光黑陶的纹饰为圆圈纹,上部用密集的篦点作衬纹,空出原器表的光面组成十个圆圈纹,构图十分严谨。石佛洞遗址的这两件衬花陶器,工艺水平与艺术价值一点也不逊于那些精致的彩陶。

值得提出的是,石佛洞遗址衬花陶器的纹饰构图竟与遥远的西北地区马家窑遗址和半山遗址彩陶的纹饰构图出奇的相似,我们无法否认它们之间具有的紧密联系。此外,在云南通海海东村遗址,也发掘出了精致的衬花陶器,衬有动物纹样,实属少有的发现。

白羊村遗址 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早期文化层中发现了一些典型的衬花陶片,多以整齐的篦点为地纹,衬出光滑的折线纹和条带状纹。

海门口遗址 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属早期青铜时代,出土的陶器上也有衬花纹饰。在发掘报告所附的陶片拓本上看不清楚,但报告在描述平底陶钵时说,“腹部划饰Z形线条组成的带纹和方格纹,空隙处刮平磨光”。那刮平磨光处可能是衬花主纹所在。

下湾遗址2002年4月,我在四川攀枝花调查下湾新石器遗址时,在一位乡村教师家中见到他采集的不少衬花纹饰的夹砂陶片。这些陶片一般都是以密集成行的篦纹作衬,空出条带状光面作纹饰。由于所获陶片较小,衬花纹饰的构图并不明了,但可以看出是以弧形条带为主要单元,与云南地区所见有类似之处。下湾遗址与永仁菜园子遗址地理位置相去不远,主体文化内涵接近,衬花陶器的风格也比较接近。

礼州遗址 四川西昌礼州遗址也发现有衬花陶器,但是制作方法有些不同。它是在器表先施地纹,然后在地纹上用压划方法绘出米字形纹等。虽然这与以上列举的衬花纹饰有所区别,但效果却是一样的,它的主纹也要靠地纹衬托出来。

目前,云南、西藏和川西南所在的西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时代都比较晚,一般都只在距今4000年左右,少有超出5000年的。在经过重点调查和发掘过的遗址中,一般都有衬花陶器出土,说明衬花陶器在这一地区有较为广泛的分布。换言之,衬花陶器是西南地区晚期新石器文化的一个共有特征。当然,如果观察仔细一些,我们会发现在西藏的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中,衬花陶器的地纹以刻划纹为多,而云南地区衬花陶器的地纹却以篦纹为主,不同地区存在一定区别。实际上这两种风格的衬花陶器,除了地纹的不同,主纹也表现出一些差别,但都见到折线纹,它们的共性也很明显。

关于史前陶器的衬花工艺,在过去的陶瓷史著作中一般都没有提及,多数研究者似乎还没有注意到史前有这种陶器工艺存在。这主要是因为相关资料较为零散,数量显得也不是太多,让人不容易获得完整印象。更重要的原因是,过去习惯上是以刻绘留下的直接痕迹辨识陶器纹饰的内容,篦点仅是篦点,刻划仅是刻划,对于纹饰本体研究还比较欠缺,没有意识到这种工艺存在的意义。我在发掘西藏拉萨曲贡遗址之时开始注意到衬花陶器的存在,是因为遗址中出土了一些精美的衬花陶片,精美得让人不能忽略它们的存在。解读这些具有特别装饰风格的陶片,当时并没有觉得太困难,因为它们的构图非常明晰,明晰到你根本不必去看它们直接刻划的那些纹饰,一眼就能读出那些并没刻划的光滑的纹饰带。曲贡遗址陶器上有些精美的纹饰甚至让人有彩陶的感觉,衬花显现出不同的色泽,构图匀称,刻工细腻,代表了西藏地区史前陶作的最高成就。

在撰写曲贡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时,发掘参与者之一的古方先生对曲贡陶器进行了全面描述,他对遗址所见的陶器衬花工艺进行了初步论述。我们当时议定将这种工艺定义为“磨花”工艺,制成的纹饰就是“磨花纹饰”。发掘报告对这种工艺的描述是:“所谓磨花就是在陶器表面先刻划出纹饰图案的轮廓线,在轮廓线内用磨光的方法将所要表现的纹饰打磨出来,如菱格纹内的重菱线条和圆圈、平行线或折线内的横人字纹的相间部分等。磨光纹饰周围必然要留有糙面或与糙面部分相间。磨花与刻花方法相反,是通过与周围糙面的明暗反差对比表现纹饰图案,磨花与刻花方法在同一陶器纹饰的制作上常结合使用。”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在其他场合提及这种工艺时,所下的定义都是“磨花工艺”,认为曲贡人在制陶时采用的这种装饰工艺,是一种非常精致的工艺,过去国内史前考古还不曾有过类似的发现。它是把陶器表面打磨光亮后,再刻划出糙面作地纹,使保留下来的光面构成素雅的图案,这种无彩的装饰胜于有彩,是曲贡人独到的艺术创造。

起初我们对曲贡陶器工艺所做的基本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李文杰先生所做的制作和焙烧试验得出的结论。李文杰先生认为,曲贡陶器在磨光后,“在粗糙的地儿上施加密集而纤细的放射状划纹”,有的“在磨光的表面上用刀具进行横向刮削,形成一周粗糙的宽带纹”。有的时候是在纹样之间磨光与划纹并用,使单色的纹饰形成对比。这样光线照在光滑的表面时形成反射而富有光泽,照在粗糙的地子上时则形成漫反射而没有光泽。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在单色陶器上表现出多种光感的工艺,是史前制陶工艺上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