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若到曲贡（4）

古代民族无不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多神的世界里，人们用自己造出的众多神灵统摄着心灵，打发着艰难的岁月。曲贡人自然也不例外，他们也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天地，他们有原始的宗教仪式，有表明自己信仰的特殊方式。人牲在各地的原始宗教中都有表现，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宗教现象。高原本教中也有人牲祭典仪式，这从曲贡遗址的发掘中得到了印证。

还值得提到的是，卡若遗址曾发现过一些石台和石圆圈遗迹，它们的用途没有得到解释。由于这种遗迹看不出有日常生活方面的用意，我们有理由将它们纳入精神生活领域进行考察，也许它们是卡若人的一种固定的祭祀场所。

4．埋葬制度

我们知道，西藏地区现在流行的处理死者的方式是天葬，它是与藏传佛教相关的一种特别的葬仪。但西藏在吐蕃时代是盛行土葬的，“入土为安”的观念与中原并无二致。那么高原的土葬风俗又起源于什么时代呢？曲贡遗址的发掘表明，曲贡人实行的已经是土葬制度了。

埋葬制度体现了灵魂不死的观念，曲贡人采用埋葬的形式安置亡灵。他们将墓穴掘成方形或长方形，用选择过的石块垒成墓室，石块垒成的墓室象征死者生前的居所。葬式有曲肢葬和二次葬，有单人葬，也有合葬。合葬墓以实用陶器随葬。曲贡人的石室葬，是西南地区所见的年代最早的同类葬制，是目前所知的这一地区石葬的最早渊源。

曲贡遗址发掘的三座墓葬中的五位死者，死亡年龄最大的为45岁，最小的为3岁，平均年龄为24岁。虽然这个统计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体现当时生活的艰难状况的。

高原居民的种族类型

西藏高原由于地理位置上的独特性，它所包孕的古代文化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是很自然的。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关注高原古代文化的创造者，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对高原古代居民的种族类型进行研究，成了考古学需要探索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一些人类学家关注过西藏居民的种族类型，曾由活体材料出发进行过研究。根据他们初步研究的结论，现代藏族中至少存在可以辨识的两个基本的人类类型，概括称之为长颅型和短颅型，前者分布于西藏东部地区，后者主要分布于西藏南部地区。东部颅类型形体高大，康巴人就是典型的代表；南部短颅型个体稍小，日喀则一带的居民为典型代表。研究者还注意到，在东、南两个类型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绝对分明的界限，而是在地理上表现出一种渐变趋势，这个变异方向是由东北向西北延伸的，并且这个变异趋势可能有更早的原始形态背景，不是晚近时代的混血过程造成的。

对于这种变异趋势可能具有的更早的原始形态背景，由于考古资料的缺乏，过去实际上并不清楚到底是怎样的。卡若遗址因为没有发掘到墓葬，没有发现人骨，所以无法进行种族类型研究，我们也就不可能直接得知卡若人的体质特征。不过，如果卡若人不是由他地迁入的，可以推测他们应当就是东部高大的长颅型藏族先民的祖先。童恩正先生根据传统和文献的记述，赞同过去藏族来源有两个传统的说法。所谓两个传统，一是原住民，他们自旧石器时代开始就居住在高原，是一种游牧和狩猎部族；一是自葱岭南下的氐羌系统的民族，他们经营农业。他认为：“以后西藏的种族和文化，有可能就是以这两者为主体，再接受其他的因素综合而形成的。”童恩正先生还由卡若遗址出土骨笄推定卡若人有椎髻习俗，由此认定卡若人与河湟一带的羌族有别，卡若文化是一种吸收了西北氐羌系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

曲贡文化的发现，为了解高原史前居民的种族类型提供了新资料。曲贡遗址出土的一具人的完整头颅骨，人类学家鉴定认为属中长颅型，接近现代藏族人的东部类型。这是东、南两个类型之间的过渡类型，这种变异形态与曲贡遗址的地理位置相关联，这表明过去研究者对这种人类学地理变异趋势的估计是正确的。由此可以确定曲贡人是拉萨河谷地带的原住民，他们创造的文化为高原腹地的古代土著文化，高原的原始文化并不是由外部移入的，而是在本土孕育发展起来的。

西藏高原考古所获古代人骨标本数量有限，过去流行藏族族源“氐羌说”和“印度说”，也有人持“土著说”，看来土著说的推论有更合理的一面，相信在今后一定会得到更多资料的支持。

余论

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在文化性质、年代和地域上都有明显区别，但是它们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对于卡若与曲贡文化的异同，通过石器和陶器我们比较的结果是这样的：

首先，两个文化的打制石器有相同的技术，都采用石片石器的预加工技术，曲贡文化的技术更为成熟，运用也更为广泛。石器器型也有不少相同或相似，如一些类型的斧形器、切割器、尖状器、敲砸器、刮削器、石刀、石矛、重石等都见到类似的器型。但是曲贡文化极少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发现，并不典型的细石器标本在数量上仅占全部石器的3.2；卡若文化的磨制石器数量稍多，细石器标本非常典型，而且数量也比较多，占到全部石器的10.8。

其次，两个文化的陶器装饰手法有相似的传统，都采用有刻划、剔刺和压印手法。装饰纹样也有雷同，如两个文化都见到菱格纹、重菱纹、三角折线纹、涡纹和剔刺纹等。

两个文化的陶器群不同，器型区别较为明显。曲贡文化陶器以圜底带耳器和圈足器为主要造型特征，不见平底器；卡若文化陶器以小口鼓腹平底少耳为主要造型特征，不见圈足器和圜底器。在装饰风格上两个文化也表现有明显的区别，如曲贡文化陶器质地细腻，器表光滑，纹饰较为简练，少见复合纹饰，不见彩陶，有精致的磨花工艺；卡若文化陶器质地粗糙，纹饰草率繁复，复合纹样较多，有彩陶，有曲贡文化陶器所不见的绳纹、篮纹、篦纹等。

将这两个文化的异同合并起来观察，我们对高原新石器文化就有了较为清晰的印象。当然，从卡若到曲贡，远不是西藏史前文化的全部，也不是西藏新石器文化的全部，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还不清楚，即便这两个文化的源流也并没有机会考察清楚。

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虽然发现了一些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地点，有一些可以肯定属于旧石器时代和早期新石器时代，但由于缺乏科学发掘过程，还不能就这些地点的石器标本进行准确的分期，所以一时还不能确知早期和中期新石器文化面貌是怎样的，因此关于这个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目前暂时还没能建立起来。正因为如此，曲贡文化和卡若文化的来源一时也就不能准确说明。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课题，应当尽快建立起西藏地区新石器文化序列。在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分布地域以外的地区，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还不是很清楚，一些零星的发现尚无法构建起初步的文化体系，所以填补这大面积的区域空白，就成了又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只有在这样的时空缺陷得到填补以后，在西藏考古获得更多新的关键性资料以后，我们对西藏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了解才会更准确一些，也更全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