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若到曲贡（3）

后来霍巍先生和石应平先生也就卡若文化的经济形态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认识。石应平先生通过对卡若遗址不同用途石器的分类统计，论证了与畜牧和农耕生产活动有关的石质工具数量最多，而与狩猎活动有关的工具却很少，说明农牧经济已是卡若人的主体经济形态。他还根据卡若遗存的分期研究，认为“卡若遗址早、中期的经济形态是以锄耕农业为主并辅之以狩猎活动和家畜饲养，中期达到鼎盛。而从早期到晚期，与畜养活动有关的因素始终持续增长并在晚期占据了主要地位，但仍经营着部分农业生产，这似乎意味着其经济形态正在发生转变，可能正是原始畜牧经济的生长点”。

卡若人的农作物为谷子，遗址发现了一些保存很好的植物种壳，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专家鉴定是农作物谷子。童恩正先生在《昌都卡若》中这样写道：“卡若遗址发现的农作物是粟米，粟米性耐干旱，是黄河流域的传统农作物，南方较少种植。卡若文化的粟米，很可能是从马家窑文化传播而来。”这种传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让我们有些不解的是，卡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骸没有明确支持研究者关于卡若人畜牧经济确立的论证，我们不知道卡若人大量饲养的到底有哪些家畜。卡若遗址出土了一些猪的骨骸，鉴定者认为其个体比野猪小，牙齿构造比野猪简单，都属老年或幼年个体，所以确定为饲养的家猪。卡若的家猪的饲养可能也受到了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当然考古所获的资料还不算丰富，目前要做出十分肯定的结论还做不到。卡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骸数量仅次于猪的是牛骨，研究者没有具体的鉴定分析，我们不知这些究竟是什么牛，是家牛或是野牛，是黄牛还是牦牛。在将所有哺乳动物划分为饲养和猎获两个类别时，鉴定报告竟忘掉了大量牛骨的存在，将它排除在这两类动物之外。卡若遗址出土的羊骨，有藏原羊和青羊两种，鉴定者明确指明它们都是猎获物，表明卡若人放牧的家畜中没有羊。如果我们武断一点来判断，卡若人规模放养的家畜可能非牛莫属了。

我们曾对曲贡人的经济形态做出过这样的推论：选择拉萨河谷地带聚居的曲贡人，已经有了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生活传统。曲贡人有大量的砍伐类石器，可用于砍伐灌木丛、开垦河谷地带的土地，还有不少切割类的石器，可用于谷物的收割。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曲贡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它们是捣碎谷物的必备工具。这些磨盘多数形体很大，有的一个人搬动非常费力，它们原先可能是放置在居址内固定位置上的，不会经常挪动。磨棒一般为椭圆状的馒头形，正好握在掌中。这种磨具的臼窝很深，一般都经过较长时间的使用，应当是用于捣碎谷物的，它们让我联想到曲贡人的主食可能为面食。

当时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并不清楚，可能是青稞之类。孢粉分析的结果表明，当时的气候比现代要湿润一些，较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过去藏汉文献记述西藏腹地的农耕文化出现很晚，曲贡遗址的发掘证实，西藏腹地农耕文化的出现，不会晚于距今4000年前。

曲贡人在农耕之余，还驯养家畜以补充生活来源。曲贡遗址出土的大量兽骨中，经鉴定属于家畜的有牦牛、绵羊和狗。牦牛和绵羊这两种家畜遗骸的出土，表明农牧结合的经济模式在西藏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当然这两种高原家畜驯化成功的年代，肯定要早于曲贡人生存的年代。

曲贡人在农牧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是狩猎。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狩猎工具，也发现了许多野生动物的骨骸，有马鹿、麝、野猪、藏野驴和涉禽等。在灰坑中还发现了一些鱼骨，表明渔捞也是当时的一种辅助经济手段。

与畜牧经济相关联的发现，值得说道的还有梳形器，它有排列均匀的小齿和便于抓握的手柄，多用石料精磨而成，先后出土十多件。梳形器表明曲贡人有了建筑在畜牧经济基础上的毛织工艺，他们已经能生产毛毯之类的御寒产品。类似的梳形器在新疆、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古文化遗址中也有一些发现，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它表明古代西部民族拥有相似的毛织工艺。

我们知道，西藏高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因素，决定了它发展农耕文化的巨大难度。用现代的眼光看，整个西藏地区适宜农耕的土壤面积也是很小的，就是这样少的土地，由于受地形、水源和气候的影响很明显，开发的难度也是很大的，所以研究者对西藏农耕文化起源的年代估计一般都比较保守。根据《卫藏通志》的说法，西藏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的农耕文明是公元2—3世纪时才开始出现，主要栽培作物是青稞等。还有资料表明，西藏农耕文化是随着文成公主的入藏而在唐代时出现的，这个说法就更为保守了。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西藏农牧文明新的源头。我们可以由已有的考古发现将西藏农牧文明的起源追溯到距今5000至4000年前或更早。谷子、青稞的种植和牦牛、绵羊、狗、猪的驯养，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高原早期农牧文明的主要内容。这样一个经济模式和生业方式传统的建立，奠定了古代高原文明发展的基础，也奠定了高原居民经济生活模式的基础。

原始崇拜与信仰

在近代和当代西藏，佛教作为全民宗教，是人们确立信仰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我们知道这个传统早在吐蕃时代便已经确立了。在佛教传入吐蕃之前，高原居民信仰的是本教，这是一种原始宗教，是在史前时代开始形成的一种精神生活规范。过去研究者对西藏原始宗教的考察，都是根据记述很不系统的藏汉文献，自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发掘以后，人们才获得了直观的资料，对西藏原始宗教的内容有了真切的认识。

在创造物质生活的同时，生活在史前的藏族先民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他们有原始的宗教仪式，有表明自己信仰的特殊方式。在曲贡遗址发现的相关资料较为丰富，这些资料有尚红、人祭、牲祭和埋葬遗存，在陶艺上也有表现。

1．自然崇拜──尚红

曲贡人在大量的石器上涂有红色，石器的砾石面上和石片疤上都能见到红色，有的石器是通体涂红。曲贡涂红石器比例很大，占全部石器的五分之一以上。遗址同时还出土了大量制作红颜色的研色盘，还有专用于盛储红色颜料的小陶瓶和借作调色盘使用的大陶片。按照这样的生产规模估计，曲贡人制作的红色颜料可能还会运用到更大范围的器物上，而不限于涂红石器。经鉴定，这些石器上的红色颜料为赤铁矿粉末，色泽鲜艳耐久。

过去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史前遗址中也发现过一些器具涂红和人骨涂红的例证，不过像曲贡人这样在大量的打制石器上涂红，以前还没有见到过。红色在史前人的眼中，是生命与力量的象征。曲贡人崇奉红色信仰，在石器上涂红，也许是想赋予石器以力量，这体现了他们在同大自然的抗争中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所做的一种努力。

史前曲贡人尚红的传统，给后来高原居民的精神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吐蕃时代的文献《玛尼宝训》有吐蕃“以赭涂面为好”的记述，在《于阗教法史》中，吐蕃人就被直呼为“赭面人”。《新唐书·吐蕃传》也有吐蕃人“衣率毡韦，以赭涂面为好”的记述，而且还提到文成公主“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这种以赭石涂红脸面的风俗，自然不会因为文成公主的不喜欢而真正禁绝。不仅如此，这种风俗甚至还由雪域传播到长安，成为女妆时尚。白居易有诗云“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所咏《时世妆》正是指此风俗。事实上这一风俗在高原一直流传到了当代，在西藏一些地区仍保留着妇女赭面的风俗。

2．动物崇拜──猴与鸟

艺术在史前时代是人类表达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曲贡人就通过陶艺表现自己的信仰。出土的两件陶艺作品非常引人注意，一件是浮塑的猴面，另一件是捏塑的鸟首。猴面是陶器上附贴的装饰，高高的额头，圆圆的双眼，长鼻阔嘴，泥塑形象非常生动传神。另一件鸟首为圆雕，也是陶器上残损的部件，像是器盖的盖钮。

猴与鸟都是古代藏族怀有特别感情的动物，通过陶艺表现它们的形象，不会是寻常的艺术品。在藏族具有创世纪意义的神话中，有妇孺皆知的猕猴变人的传说。这传说在《吐蕃王统世系明鉴》中可以读到，说的是有一只受观音点化的修行猕猴与罗刹女结为夫妇，养育后代。饥饿的猴群在观音的帮助下以五谷为食，肤毛脱落，学操人语，从而由猴变成了人类。虽然这传说中明显融入了佛教成分，但它的起源当是很早的，原本与佛教不会有什么关系。藏族古代的这个猕猴变人的传说，培养了藏族先民对猕猴的特别情感，我们或许可以从曲贡猴面艺术品的发现中将这个创世纪神话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代。更进一步说，猕猴变人的传说可能保存着藏族远古动物崇拜的影子，也许是图腾制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遥远的回忆。

动物崇拜对于藏族而言，不仅表现在猕猴上，也表现在其他一些动物如鸟类上。如对于秃鹫，因为它是天葬中的重要角色，是引导死者进入天国的神鸟，所以倍受藏族人的敬重。在天葬流行之前，高原的秃鹫在人们心目中就已经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地位，我们在西藏朗县列山吐蕃墓葬的发掘中，就曾发现作为殉牲的秃鹫遗骸。在曲贡遗址的灰坑中还发现了作为牲祭的秃鹫骨架，可以将高原人与这种特殊的高原鸟的联系上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曲贡出土鸟首陶塑因为残损过甚，不能判断鸟的种属，还不能确定是否为秃鹫，但至少它不会是寻常的鸟，它也许是飞翔在曲贡人心灵中的吉祥鸟。

3．祭典──牺牲与人牲

曲贡人有牲祭习俗，以动物作为牺牲，祭祀心中的神灵。发掘时在灰坑和地层中，我们发现了完整的狗的骨架和秃鹫的骨架，这应当是当时的牲祭遗存。另外在两座灰坑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的骨架和环切的颅盖骨，这可以认定为人祭遗存，而且说明当时的人牲还不仅仅是偶尔为之。当然，我们不能确知曲贡人进行这样的人祭与牲祭是基于什么动机，不能确定当时祭祀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对于一些重要的神灵，如天神、地母等，古代人类常用贡献生命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虔诚，人祭正是这种虔诚最高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