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若到曲贡（2）

童恩正先生还认为，在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西藏细石器中，船底形、楔形、锥形和柱形石核和与这些石核相关的各式石片及石镞、尖状器、雕刻器、边刮器等细石器，大体属于华北地区的细石器工艺传统，而不同于欧洲等地的几何形细石器传统。

除卡若遗址外，西藏地区还发现了其他一些细石器地点，它们多数可能都属于新石器时代。但是由于这些资料基本都不是科学发掘所得，进一步研究目前还有一定困难，所以本文不拟涉及。

曲贡文化的石器除细石器不发达且不典型外，其他方面与卡若石器有不少明显的相似点，工艺技术属于同一传统，在某些方面有了新的发展。

曲贡文化的石器中打制石器占绝大多数，材料多为就地选取的砾石，主要采用锤击法打片。打制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普遍采用预加工的“勒瓦娄哇”工艺制作，先在核体上整形修刃，工艺简练，工艺较卡若文化更为成熟。曲贡遗址的许多石片石器都不见二次加工痕迹，原因正在于此。也见到一部分精细加工的石片石器，从器形到刃缘都经过反复修理。

曲贡发现的不多的磨制石器除具备一般的打琢磨光等工艺特点外，也还有一些独特之处。如锉齿技术得到较好发挥，梳形器和刀镰上的齿列整齐、齿槽划一。又如石磨盘和磨棒在使用光滑后，要在磨面进行琢打加工以保持糙面，目的是提高磨具的效率。石器的钻孔采用了锥钻、打琢和锉切技术，有时是数法并用。发现的不多的玉器采用了抛光技术，器表光滑润泽。

卡若磨制石器的占比同曲贡相比要高一些，整体数量仍然不算多，但是制作水平却很高，切、琢、磨和钻孔工艺运用得非常熟练。部分石器只磨光了刃部，锛、凿和切割器等多数器形为单面磨制的偏刃，还见到一些两端刃器。卡若部分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取材于硬玉，这些玉器的制作工艺与磨制石器相同，与曲贡玉器一样也采用了抛光工艺，器表光润，棱角平直。

讨论石作工艺技术，我们不能回避这样几个问题：虽然铜器已经出现，也掌握了石器和玉器的精磨技术，但西藏史前时代晚期生产工具的主体为何仍然还是大量的打制石器？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晚期比较发达的石作工艺技术，为什么在石器制作上没有得到普遍运用？实际上这些技术在运用上还显示出一种逐渐衰落的趋势，卡若遗址磨制石器的数量便表现出从早期至晚期逐渐减少的规律，年代晚近的曲贡遗址磨制石器更少。

简单的打制石器工艺技术，伴随着磨制石器技术的出现，一直延续使用到冶铜技术的出现，这种情形在西南地区有一定的相似性，不过在西藏地区显得更为突出，西藏新石器文化中的打制石器占石器总数的比例高到85和95。童恩正先生在卡若遗址发掘结束后，就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他在《西藏考古综述》一文中写道：“根据卡若遗址发掘的资料，粗糙的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新石器、陶器并存，乃是西藏新石器时代一大特征。”我们对这一特征的形成，还缺乏透彻的解释。有一些研究者曾试图由经济形态的变更上求得答案，但并没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在某一遗址看这答案可能是正确的，但从整体而言却不一定完全如此。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这种打制和磨制石器的特殊比例现象，需要从更多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可能还存在其他的背景和原因。

2．冶铜技术

曲贡遗址出土了一枚青铜箭镞，时代约当中原夏商之际。铜镞为扁平叶形，与同出的玉镞器形相似，可以确定为当地制作。

这枚铜镞形体比较端正，左右对称，扁平形，短铤，边锋微弧，刃缘锋利，长3.7厘米、宽1.4厘米、厚不到0.1厘米。铜镞送交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进行了鉴定，最终的鉴定结果是：铜镞系铜锡合金铸造而成，原料为冶炼所得，不是自然铜。

曲贡遗址铜镞的发现意义重大：首先是它的时代与中原夏文化和早商文化相当，但可以肯定这不会是西藏地区开始使用铜器的时代，应当还能追溯得更早一些；其次是考虑到铜镞为消耗品，以铜铸镞表明当地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应当有了相当的发展；其三是铜镞合金成分配置比较合理，表明当时已有较为成熟发达的冶金科学理论；其四是铜镞形态较为原始，遗址上还见到形状相同的玉镞，表明它应属当地产品，不大会是传入品。据此可以初步推定，在距今4000年前后，生活在西藏高原的藏族先民已经迈开了跨入青铜时代的步伐。

曲贡遗址铜器的出土，是西藏地区发现早期青铜器的开端，我们相信随着本地区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早期铜器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

3．制陶工艺

从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的制陶工艺中，大体可以窥见西藏史前时代末期制陶业的发展水平。

卡若文化陶器均为手制，质地较粗糙，烧制火候不高，器表颜色不纯正，以灰色和黄色为主。所有陶器均为夹砂陶，器表多经打磨，但并不很光滑。

卡若多数陶器外表都装饰有各种纹饰，部分陶器外表饰满纹样，相当数量的陶器上的纹饰占到器表的一半。纹饰按制作方式划分，主要有刻划纹、绳纹、附加堆纹、剔刺纹、篦纹、篮纹和彩绘。其中以刻划纹所占比例为最高，纹样有平行线纹、菱形纹、三角纹、连弧纹和涡纹等。值得注意的是，绳纹所占比例也较大，绳纹陶片占到全部陶片的14以上。彩陶发现不多，纹样有三角折线和菱形纹，与同类的刻划纹并用。

卡若所见陶器全为平底器，极少器耳等附件，器型主要为罐、盆、碗三类，以罐类器为多，一般器体较大，细分为小口鼓腹罐、高领罐、深腹罐、大口罐、双体罐等。盆类器多敞口深腹，主要有折腹盆、曲腹盆、直腹盆和深腹盆四种。碗类器较小，为平底敞口，分直口碗和侈口碗两种。

同卡若文化相比，曲贡文化的制陶工艺又有了新的提高。曲贡人拥有更高水平的制陶技术，采用了手制轮修技术，陶器的成型、装饰、焙烧都显示出较高的水平。

曲贡文化的陶质以夹砂灰褐色、黑色、褐色为主，很少红陶和红褐陶，有十分精美的磨光黑陶。陶器的装饰采用磨光、磨花、剔刺、刻划等工艺，不见拍印纹饰。一般不见全器装饰纹样的陶器，简洁的纹饰多构成一条并不很宽的纹样带。纹样多见菱格纹、重菱纹、戳点纹、划纹、折线纹、三角纹、圆圈纹、网纹、附加堆纹等。曲贡绝不见绳纹，也没有彩陶。

曲贡人制陶采用的磨花装饰工艺，是一种非常精湛的工艺，过去国内史前考古还不曾有过类似的发现。这种工艺是把陶器表面打磨光亮后，再磨出糙面作为底纹，使保留下来的光面构成素雅的图案。这种无彩的装饰胜于有彩，是曲贡人独到的艺术创造。

在曲贡和卡若两个遗址，都没有发现陶窑遗迹，所以关于西藏地区史前时代陶器的焙烧技术目前还无从进行研究。卡若遗址的发掘者认为卡若人还没有掌握陶窑技术，采用的是一种相当原始的露地烧制技术。当然，这还只是根据不足的一种推测。我们认为曲贡人应当已经掌握了熟练的陶窑焙烧技术，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认识，但从能够烧制火候很高的磨光黑陶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应当存在的。

4．建筑技术

曲贡遗址没有发现建筑遗迹，推测应是以土木石构建筑为主要居住方式，估计与卡若文化晚期的建筑形式相去不会太远。目前我们只能从卡若遗址发现的建筑遗迹来了解西藏新石器时代建筑技术的发展水平，这些丰富的建筑遗存大体可以看作西藏史前建筑文化的集中代表。

卡若遗址发现了较多的建筑遗迹，我们通过这些居住遗迹看到了卡若人较高的建筑技术发展水平，也看到了藏族传统建筑技术的渊源之所在。卡若遗址的房屋居住遗迹一共发现了28处，根据建筑形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圜底式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从建筑平面区分，还有圆形和方形的不同。三种建筑形式以圜底式数量为最多，是一种圜底式地穴居址，面积多数较小，一般在10—16平方米，只有一座超过20平方米，地穴平均深度在30厘米左右，个别深过50厘米。半地穴式房屋数量略少，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面积大小区别很大，一般在11—16平方米，地穴深30—60厘米，个别深近1米。地面房屋建筑数量较少，平面为方形，面积一般在20—30平方米，最大的一座双室建筑达70平方米。

据卡若遗址发掘者的分析，卡若三种类型房屋的建筑技术，就主要方面而言大体相同。建筑的第一步是处理地基。地面建筑要平整地面，上面要铺垫一二层细土；地穴式建筑则是先挖掘一个竖穴或圜底地穴，地穴大小一般与设定的居住面积接近。第二步是立柱搭起框架。立柱前要挖好柱洞，放置柱础石。第三步是封闭墙壁和房顶。墙壁的构成以木骨泥墙为主，也有木板拼合的板壁和砾石砌成的石墙。第四步是修整居住面。有的要铺垫一二层土块、石子和烧土末，然后砸实；有的要铺垫土石或圆木，再抹一层草拌泥后用火烧烤。在整修居住面时筑造烧灶。第五步是修葺门道，修建门槛和阶梯。最后还可能有一道对草拌泥结构进行烧烤的工序，以使房屋变得更加坚实。

由房屋早晚的区别，可以观察到卡若人建筑技术进步的轨迹。如较为先进的地面建筑和双室建筑出现略晚，晚期可能建成了更为进步的楼屋，建筑面积有增加的趋势，居住面的铺垫越来越细致，烧灶的修造越来越讲究；早期以草拌泥墙为主，后期出现了砾石墙和板壁等。

卡若文化的建筑已经集土木石为一体，技术水平发展已较为成熟。这种成熟的建筑技术奠定了藏族居住建筑发展的基础。

西藏农牧文明的起源

卡若文化的经济生活，发掘主持者童恩正先生在报告的结语中曾做过这样的推测：从卡若遗址出土的石器中铲、锄、刀、斧的数量较多可以看出农业是一个重要的生产部门，主要农作物为粟米；当时已有家畜饲养，家畜只有猪一种；卡若人还使用石矛、镞、球等狩猎工具，猎获狐、獐、马鹿、狍、藏原羊、青羊、鬣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