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远古农牧文明探寻（3）

梳形器之谜的迎刃而解，使我感到很是意外，也让我深受启发。我想作为一名从事史前考古的专业人员，民族志是我们必须涉猎的领域，如若不然，我们所获得的许多史前遗迹和遗物中，将会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永远得不到应有的、正确的诠释。

磨盘、牦牛、藏绵羊和梳形器，是雪域存在早期农牧文明的几个重要证据，这应当是曲贡遗址发掘的重要收获之所在。

向青铜文明的门槛迈进

在曲贡遗址首次发掘就要进入尾声时，我们突然有了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在我的发掘日志上记录这个发现的时间是1990年9月15日。

由于时差的关系，上午的发掘在10时才开工，要持续到午后2时才结束。那天临近中午的时刻，在太阳正开始以它最大的威力散发能量时，发掘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我正盯着面前的探方，观察着地层上的些微变化，突然身后传来呼唤我的声音，待回过头去，同事古方已经站到了面前。只见他将握着的手掌慢慢展开，我看到那掌中竟是一枚带着铜锈的箭镞！要知道当时的发掘已进入遗址堆积的底层，按照一般的判断，是不应该有这样的铜器出现的，会不会是地层扰动出了问题？

铜镞出自古方负责的103号探方，它埋藏在12号灰坑内。古方说这个灰坑的层位很清楚，确属遗址的下层，没有见到扰乱的迹象。铜镞是由民工从灰坑中取出来的，古方在拿到它时心里也直犯嘀咕，难怪他马上将这意想不到的发现告诉了我。我们雇来帮助发掘的民工，多是来自曲贡村与附近其他村子的藏民，由于他们多数都不懂汉语，我们还得依靠翻译员进行交流。虽然语言上有障碍，但发掘工作的进展却非常顺利，藏民们在发掘中非常认真，细小的文化遗物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眼看他们将探方内的蚂蚁用铁锨小心翼翼地铲到“安全地带”时，耳听他们劳作中齐唱民族歌谣时，你会感到莫名的新奇；看着他们用大筛细心筛取泥土中的碎小文化遗物的神态时，看着他们将一件文物标本欣喜若狂地从地层中捧出来时，你又会生出无言的感激。曲贡的发掘，有这些藏族民工的功劳。

这枚铜镞是与大量的打制石器共存的，它在雪域高原的腹地出土，确实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发现，我们作为发掘者，没有做好接受这个发现的思想准备。也难怪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些藏族学者对这个发现也感到不易于接受，因为人们在过去努力构建的藏学体系中，并没有留下一个合适的位置来容纳它。

这枚铜镞形体端正扁平，短铤，边锋微弧，刃缘锋利，长3.7厘米、宽1.4厘米、厚不到0.1厘米，造型明显是仿自更早的骨镞。遗址还出土过一件形制相近的磨制玉镞。铜镞送交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进行了鉴定，经用扫描电镜结合X射线能谱仪测定，铜镞为锡铜合金，含锡量为12.51，含铜量为83.67，属于配比相当规范的青铜。同时进行的金相观察证实，铜镞为铸造青铜组织。这个结果让我感到意外，我在发掘现场见到它时，被它平薄的形态迷惑，直观地认定它应当是通过锻打的工艺制成的，原料则不排除为自然铜。冶金史专家对这枚铜镞最终的鉴定结果是：铜镞系铜锡合金铸造而成，原料为冶炼所得，不是自然铜。

当拿到专家对铜镞的鉴定报告时，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心情之激动自不待言，我为自己因此铜镞表现出来的对西藏古代文明的发展程度估计过低而惭愧。后来我在一篇先后刊发在《中国文物报》和《人民日报》等报纸上的新闻稿中，是这样评述曲贡的重要发现的：

曲贡遗址青铜镞的发现意义重大。首先是它的时代与中原夏文化和早商文化相当，但这肯定不会是西藏地区开始使用铜器的时代，应当还能追溯得更早一些。其次是铜镞为消耗品，以铜铸镞表明当地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其三是铜镞合金成分配置合理，表明当时已有较为发达的冶金科学理论。其四是铜镞形态较为原始，遗址中还见到形状相同的玉镞，表明它应属当地产品，不大会是传入品。据此可以初步推定，在距今4000年前后，生活在西藏高原的藏族先民已经迈开了跨入青铜时代的步伐。

由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自以为应当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西藏腹地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代，已经开始向青铜文明的门槛迈进。

埋葬与信仰

看到山野的天葬台和天空盘旋的秃鹫，藏族人现代流行的葬式已是我们熟识的了。不过我们还知道，在吐蕃时代盛行土葬，“入土为安”的观念与中原并无二致。那么高原的土葬风俗又起源于什么时代呢？曲贡遗址的发掘表明，曲贡人实行的已经是土葬制度了。

埋葬制度体现了灵魂不死的观念，曲贡人采用埋葬的形式安置亡灵。他们将墓穴掘成方形或长方形，用选择过的石块垒成墓室，石块垒成的墓室象征死者生前的居所。葬式有曲肢葬和二次葬，有单人葬，也有合葬。合葬墓以实用陶器随葬，单人葬没有见到随葬品。

古代民族无不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多神的世界里，人们用自己造出的众多神灵统摄着心灵，打发着艰难的岁月。曲贡人自然也不例外，他们也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天地，他们有原始的宗教仪式，有表明自己信仰的特殊方式。

曲贡人在大量的石器上涂有红色，石器的砾石面上和石片疤上都能见到红色，有的石器是斑斑点点，有的则是通体涂红。涂红石器比例相当大，占到了全部石器的五分之一以上。遗址同时还出土了大量制作红颜色的研色盘，还有专用于盛储红色颜料的小陶瓶和借作调色盘使用的大陶片。经鉴定红色颜料为赤铁矿粉末，色泽鲜艳耐久。红色在史前人的眼中，是生命与力量的象征，过去在世界各地的史前遗址中也发现过一些器具涂红和人骨涂红的例证，不过像曲贡人这样在大量的打制石器上涂红，以前还没有见到过。曲贡人崇奉红色信仰，在石器上涂红，也许是想赋予石器以力量，这体现了他们在同大自然的抗争中所做出的一种特别的努力。

曲贡遗址还发现了人祭和牲祭遗迹。曲贡人有牲祭习俗，以动物作为牺牲，祭祀神灵。发掘时在灰坑和地层中，发现了完整的狗的骨架和秃鹫的骨架，这应当是牲祭遗存。在两座灰坑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的骨架和环切的颅盖骨，这可以认定为人祭遗存。我们不能确知的是这样的人祭与牲祭是基于什么动机，当时祭祀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对于一些重要的神灵，古代人类常用贡献生命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虔诚，人祭正是这种虔诚最高的体现。

曲贡人还通过陶艺体现自己的信仰。出土的两件陶艺作品非常引人注意，一件是浮塑的猴面，另一件是捏塑的鸟首。猴与鸟都是古代藏族怀有特别感情的动物，

通过陶艺表现它们的形象，不会是寻常的艺术品。

每次告别雪域，离开高原，都有一种割舍不下的心情。去过西藏的人，都会有同样的雪域情怀，它会让你时常挂牵，时常想起。点上一支从拉萨八廓街捎来的七色香，在袅袅升腾的香气中翻看着蓝天、白云、冰峰和寺庙占据主要画面的照片，雪域让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有太阳的温情与刚烈，有冰雪的寒冷与高洁，还有氧气的可爱与可贵，更有人际的友情与温馨。

曲贡遗址的海拔为3680到3690米，比拉萨城高出30多米，比之前发掘的昌都卡若遗址高出500多米，是中国正式发掘的海拔最高的一处史前文化遗址。它被评为199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我不能忘记先后参与西藏考古工作的同伴，他们是赵慧民、古方、唐际根、刘建国、陈超、李存信、王浩天、薛玉尧、黄大路、卢引科等十余人，直接参与曲贡遗址发掘的外单位人员还有李永宪、赤丹格列、姚云书、旺堆次仁、张燕等。真诚感谢他们的精诚合作，我们共同揭示了雪域高原古代文化中的部分精彩篇章，有了一个共同的回忆，这是一个不会忘却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