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图像中的吐蕃胡瓶

盛唐之世，大唐帝国成为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统一而强盛的国家，国际化程度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唐代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来自西方的文化因素，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金银器中胡瓶的流行。这种器物不仅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器物，也是社会交际往来的重要物品。唐人卢纶在其《送张郎中还蜀歌》中这样写道：“垂杨不动雨纷纷，锦帐胡瓶争送君。须臾醉起箫笳发，空见红旌入白云。”由此可见，胡瓶不仅出现在为友人践行的酒宴当中，同时还是送给离别友人的重要礼物。隋唐时期，胡瓶也是朝廷给有功之臣的赏赐。如唐太宗为了表彰凉州都督李大亮治地有方，就在诏书中明确写道：“今赐卿胡瓶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由此可知，唐朝上至皇帝，下至官员，胡瓶都是颇受喜爱的物品之一。

史书记载，在唐蕃交往中，胡瓶还成为唐朝与吐蕃王朝之间友好往来的重器。例如，唐开元十七年，吐蕃赞普向唐朝献“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作为唐蕃双方友好交流的“信物”。其后不久，唐开元二十一年，吐蕃也收到来自唐朝的一批金银器物，“今奉皇帝金铨、玛瑙、胡瓶、羚羊、衫缎、金银瓶盘器等，以充国信”。可见在这些作为“国家信物”的金银器中，胡瓶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西域将胡瓶作为礼品在朝贡时奉献给中原王朝的记载，文献典籍中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例如前凉张轨时期，“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状，并人高，二枚”。这里所说的“拂菻”，或指东罗马帝国，可见西域国家的这些“西胡”人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将这些来自西方的、如同真人般高大的奇异物品作为礼物朝贡给中原王朝。

那么，什么是胡瓶？它们的实际形象是什么样子的？吐蕃人的胡瓶又有什么样的特征？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出重要的线索。

青海郭里木出土的一批吐蕃时期木棺的棺板画上，可以观察到吐蕃人在宴饮中使用一种带把的高壶。如在一号棺板画上有一个射杀牦牛的场景，主要人物手执弓弩正在射杀一头用绳子绑在树桩上的牦牛，他身穿图案华丽的长袍，长袍的衣襟和袖子上面有联珠纹样的丝绸镶边装饰，头缠高巾，站在一张方形的地毯上，身份地位高贵，很可能是前来参加丧礼的一位高级贵族。这种射杀牦牛以礼宾客的习俗，在吐蕃曾经十分流行，文献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人物的周围，有侍从装束的两人手中执有各种器物，其中一人双手托盘，托盘内放着三个并列的高足酒杯，还有一人手执一个带着高手柄的酒壶，正在侍候主人饮用。画面中绘制出的这件高柄壶的一侧带有鸭嘴状的长流，壶体附有一个长长的手柄，底部有高足可供托持。有赖于吐蕃画师们精细的观察和细腻的绘制，让我们得以知晓它的形态特征。

二号棺板画绘的是一幅在毡帐前宴饮的场面图，帐中有男女主人对坐，帐门两侧有两人守卫。帐前是正在宴饮的人群，在两个大酒坛上支起一个托盘，上面陈放着一排高足酒杯，两人正在举杯相邀共饮；在其一侧另有两人也手执酒器，其中一人双手高举酒杯，另一人头上缠结着高头巾，手中也执有一柄带有高手柄的酒壶，正走向席地而坐、开怀痛饮的人群，可能是准备向他们敬酒。这里也同样出现了这种高手柄的酒壶，它的形态特征和一号棺板画上所绘的同类器物相似。

正是依据这些考古出土的图像资料，我们可以确认，这种带有高手柄、一侧带有鸭嘴状的流、足下附有高足的器物，就是文献史料中所记载的“胡瓶”。之所以称为“胡瓶”，是因为这类器物的母型来源于西方。通过大量的文物考古实例进行对比，可以获知吐蕃棺板画上的胡瓶的前世与今生。

从目前已知的考古材料来看，西亚、中亚一带应是这种器物的发源地。收藏于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公元1世纪的陶器中，已经有这类带有高手柄的执壶，它的基本形态是一侧带有鸭嘴状的流，另一侧附有高出壶体的手柄。同样收藏于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另一件陶执壶形态与其相同，也是公元1世纪的产物。不同之处在于，这件陶器的器表还彩绘有人物以及植物花卉的纹样，表明当时人们一定是将它作为生活中重要的器皿，对其十分珍惜，不惜花费大量人工加以装饰和美化。另一件阿富汗出土的公元1世纪的陶执壶在造型上已经有所变化，器体所附的长手柄曲线更加优美流畅，与口沿的结合部自然生动，宛如一只正探首壶内饮水的长颈水鸟；器表通体采用黑色釉装饰，晶莹光洁，极富美感。中亚地区时代稍晚的此类长柄执壶除了实用功能，造型上更加美观，长手柄的曲线更加富于变化，器物口沿部开始出现偏向一侧的长流，有的还模仿动物的嘴部，尤其似鸭，所以后来也有人将这类执壶称为“鸭嘴壶”。另外，在器体底部开始出现高起的圈足，使整个造型显得更为挺拔、优雅。除了陶质的执壶，中亚地区还开始用玻璃、金银等材料来制作这类器物，表明在注重它的实用功能的同时，也越来越突出它的装饰功能，越发朝着礼仪性珍贵器物的方向发展。

中亚地区这种使用高手柄执壶的文化传统流传久远，在其后的波斯萨珊王朝和粟特系统的金银器中，这类执壶也大量出现，并且在器物表面还开始出现了许多装饰性图案。波斯萨珊王朝制作的金银执壶上，常常会出现人物和植物纹样的装饰图案，这些人物有的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阿佛洛狄特和青年男子帕里斯，表现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帕里斯的裁判”，有的是表现帕里斯和美女海伦的故事，均带有强烈的希腊化艺术的风格。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来自西方的这类器物开始东渐传入中国，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改造更新。进入中国本土之后，汉文史书中常常将这类执壶记载为“胡瓶”，并在其名称前面加上工艺特征，如唐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中所记载的“金钣大银胡瓶”“金窑细胡瓶”之类的器物，大都是这类执壶。日本学者深井晋司研究认为，唐代所称的“胡”，或专指波斯，所以这类所谓“胡瓶”也可能专指波斯式样的胡瓶。后来，日本学者桑山正进又进一步研究指出，中亚和唐代发现的金银器中，还有一类胡瓶很可能是由丝绸之路上十分活跃的粟特人制作的，所以可将西方的胡瓶分为波斯萨珊和粟特两种类型。

在中国现存的文物考古资料中，年代较早而且制作尤其精美的胡瓶是宁夏固原的北周李贤墓中出土的一件具有中亚风格的鎏金银瓶，造型与上面所介绍的中亚执壶相同，细长颈，鸭嘴状流，环形单柄，高圈足，银质表面鎏金，上面有一组六人图案。关于这件银瓶，我国考古学界对其有过深入的研究，认为这是一件具有典型的波斯萨珊王朝金属器风格的器物，严格而言也是典型的希腊、罗马风格的制品，但是可能制作于中亚巴克特里亚地区，上面的这组人物可能反映的是希腊神话中的场景。

日本正仓院也收藏有这类胡瓶，其中既有玻璃制作的胡瓶，还有被列为日本国宝级文物的漆胡瓶。这些胡瓶很可能是由日本的遣唐使从中国唐朝带回日本并保存在正仓院内的，成为丝绸之路上西方文化因素从西域传到中国再东传到日本的有力证据。

虽然迄今我们还没有在西藏考古中发现吐蕃胡瓶的实物，但青海郭里木出土的木棺板画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表明吐蕃时期这类具有东西方文化交流典型特征的胡瓶，也曾经通过“高原丝绸之路”进入了青藏高原，并且成为当时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器具，它们既出现在与唐王朝友好往来的互换礼品清单之上，也出现在吐蕃高级贵族官宦的丧葬仪式等活动场景之中，成为记载和反映吐蕃与中西方文化交流最具说服力的珍品宝物，透过千年的时代风尘，闪耀着历史的光芒。

写作于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