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吐蕃-尼婆罗古道（2）

汉文史籍中没有吐蕃与尼婆罗联姻之事的记载，但据《新唐书·吐蕃传》以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吐蕃在这之后利用尼婆罗国内乱，曾采用武力扶持那陵提婆为王，可能使得吐蕃-尼婆罗道的利用程度大为提高。《新唐书·西域传》“天竺国”条下记载：“二十二年，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以蒋师仁为副，未至，尸罗逸多死，国人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时从骑才数十，战不胜，皆没。遂剽诸国贡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邻国兵，吐蕃以兵千人来，尼婆罗以七千骑来……破之。”以此分析，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去天竺的路线，也当是利用了吐蕃-尼婆罗道，方能“奔吐蕃西鄙”，召来吐蕃与尼婆罗兵，平息天竺国内的叛乱。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并无考古实物可以证明文献记载所指的“蕃尼古道”确实经过吉隆，所以对于这条路线具体的走向、在国境线上的出境口岸等问题的研究都还停留在推测阶段。后来，这一推测，终于在考古调查中得到了证实。1990年6月，中国学者在吉隆发现了一通名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唐代摩崖石碑，从而揭开了多年来的历史之谜。

这通石碑位于吉隆县城北约4.5公里处的阿瓦呷英山嘴，石碑所在的位置北面为宗喀山口，为过去进入吉隆盆地的古道入口，其东、西两面为起伏的群山环抱，南面为通向县城所在地宗喀的公路。由宗喀再向南行约70公里，即可达今中尼边境界桥——热索桥，由此出境至尼泊尔。

石碑镌刻在山口处一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崖壁之上，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其下端因当地藏族群众修筑现代水渠已损毁残缺，但还残存有阴刻楷书24行，满行估计原为30—40字，上端无缺字，下端因损毁严重，现仅残存222字，其中多已损泐，漫漶不清。唐碑的行、字间阴刻细线方格，每字间亦有阴线方格相间；碑铭的正中为篆刻阳文一行7字“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正文因损泐过甚，文意多不能连贯，但仍有一些关键性的词句清晰可识，如第三行有“维显庆三年六月大唐驭天下之”等语，第九行有“大□□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等语。依据有关的古代文献材料，可以肯定此通石碑是在唐显庆三年唐代使节王玄策等人奉旨出使天竺时途经吐蕃西南边境的吉隆，勒石记功留下来的遗物。

蕃尼道的开通，使古代中印、中尼文化交流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过去中印间的陆路交通主要是经“天山道”或“云南道”，蕃尼道这条新道一经开通，很快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国际通道。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载录唐时僧人经过吐蕃与尼婆罗者有玄照、道希、玄太、道方、道生、末底僧诃、师鞭、玄会等。另外，此传中还载：“复有二人在尼婆罗国，是吐蕃公主奶母之息也。初并出家，后一归俗，住大王寺。……年三十五、二十五矣。”此二人则有可能系吐蕃人在尼婆罗出家者。季羡林先生曾经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评论说：“在短时间内这样多的人走尼婆罗道，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这条新道之所以有如此盛况，有好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上的原因，由于唐蕃联姻，加强了彼此的密切联系。季羡林先生分析认为：“之所以走这条道路，同文成公主有密切关系。《玄照传》说‘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可见一斑。”“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去，一方面把中国内地的文化带到了西藏，加强了汉藏两个民族的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另一方面，又给到印度去留学的和尚创造了条件。”二是吐蕃与尼婆罗之间，由于早已存在着芒域这一传统、便捷的交通路线，对于蕃尼两地人民来讲都是轻车熟路，所以在往来交通的过程中多采用此道也在情理之中。

在今天的吉隆境内，还保存着许多与这条古道有关的文物古迹。如在吉隆镇一带调查发现的日松贡布石刻像是一处雕刻在巨石壁面上的佛教造像，位于吉隆镇冲堆曲丹加桑。这三尊佛像雕刻在一块高2.2米、宽约3米的巨石上，像通高约1.5米。中央为观音菩萨，其左侧为金刚持菩萨，其右侧为文殊菩萨。三尊合称“日松贡布”，其造型特征具有典型的尼泊尔风格。

又如在吉隆镇调查发现过三座式样独特的佛寺建筑，分别为强准寺、帕巴寺、玛尼拉康。这三座佛寺都是木结构的楼阁式建筑，与传统的西藏佛寺式样有所不同。其中，强准寺为一座四层的楼阁式建筑，塔身方形，塔内中空，内部设有木质的楼梯可达塔顶。塔体内各层均建有挑檐及门窗，自下而上第三层设有三座桃形壶门，顶层四角以铜套饰挑出飞檐，其上为塔刹，塔刹饰火焰宝珠。塔底四周以木栏杆围绕成外环廊，廊周原设有玛尼经筒。塔高约16米，底层最大宽度为22米。帕巴寺也是楼阁式的石木结构佛寺，塔中心亦有楼梯可盘旋至塔顶。塔体从下至上共有四层，层层出檐，逐层收分，每层均设有壶门、小窗，建有挑檐、檀枋、椽子、飞头、瓦垄等。塔自下而上的第一、第二层檐角上套有黄铜制的刹顶，以圆光、仰月、宝盖、宝珠联结而成，塔面用红铜盖顶，在第三、第四层的四周壶门之上，绘制有小佛像。玛尼拉康规模较小，但也是一座有着鲜明特点的楼阁式建筑，出四重檐，只是无挑檐、壶门及各层门窗。

在分布特点上，这几座佛寺均位于中尼边境的吉隆镇附近，而在吉隆县城宗喀镇一带则看不到这种楼阁式的佛寺建筑，在西藏其他地区，也基本不见此类佛寺建筑，这表明它们有着明显的地域特点。唐释道宣在《释迦方志》中记载尼婆罗国“城内有阁，高二百余尺，周八十步，上容万人。面别三叠，叠别七层，徘徊四厦，刻以奇异，珍宝饰之”。这种式样的佛寺，虽然所记的层数不同，但与吉隆镇发现的这三座佛寺具有相同的特点，即都是楼阁式的佛寺建筑。所以，吉隆发现的这几座佛寺建筑，应当正是《释迦方志》所载的尼泊尔楼殿式样的佛寺。过去曾有学者提出，尼泊尔寺庙中的层塔式建筑，可能受到中国的影响，是中国古代亭阁楼塔影响的产物，或许由此可见一斑。

吉隆，这颗镶嵌在蕃尼古道上的明珠，历史上曾经是中尼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见证。今天，通过这些历经千年的文物古迹，她仍然散发着永恒的光芒。

写作于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