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文明曙光：拉萨曲贡遗址与墓地的发现（2）

西藏高原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器也出土于拉萨曲贡遗址，这是一枚青铜的箭镞。从这枚青铜镞的形态上看，它属于时代较早的铜镞，应当是仿自扁平的骨镞的造型，和曲贡遗址中出土的玉镞的形态也很相似。这些现象表明，这枚铜镞应当系本地铸造，而不是远方的舶来品。青铜是将铜、锡、铅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合起来熔铸而成的，这和中原地区早期青铜的铸造配料方法相同。虽然仅仅只有这一枚青铜箭镞被发现，但由于这是消耗性的青铜武器，不可回收，如果没有稳定的原料来源，很难想象可以由外地输入而不是由本地制造。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可以证明大约在距今4000年至3500年前后，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之际，生活在西藏高原腹心地带曲贡遗址的藏族先民已经开始铸造青铜器。但是否可以由此证明西藏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由于资料太少还不能下结论。

曲贡遗址的考古遗存可分为早、晚两个不同时期，其中早期的文化遗存主要有灰坑22个和墓葬3座。在这批早期的灰坑和墓葬当中，发现了一些特殊的丧葬现象：在编号为H2的灰坑当中，在南部台阶上放置有一块已残的人头盖骨，属于一位年龄在25岁至30岁的个体，性别不详，在灰坑的包含物中发现少量的兽骨、陶片、打制石器等。在编号为H9的另一个灰坑当中，也在坑底发现一个完整的人头骨，属于一位45岁左右的女性个体，与人头骨相对称的另一侧壁底部，发现有零散的马下颌骨。分析这两个灰坑的性质，显然不是正常埋葬死者的墓葬，从坑内有与人头骨混在一起的兽骨、马下颌骨这个现象来看，灰坑的性质可能与祭祀现象有关，葬在其中的人头骨和马、兽一样，都只不过是随葬的牺牲品而已。

遗址的早期地层当中发现有3座墓葬，除其中M109号墓出土有基本完整的人骨架一具，其余的两座墓出土的人骨均不完整。M112所葬人骨仅存部分头骨和肢骨，两部分人骨也身首分离，头骨位于墓内南端，肢骨却置于墓内中部及北端，基本可以确定其葬式为“二次葬”。M111则埋葬有至少三个个体，分布在墓内的位置相当散乱，中央位置有头骨和肢骨碎片，墓东壁有肢骨的残段。曲贡遗址晚期的考古遗存共发掘出土石室墓29座，葬式主要为“二次葬”和“屈肢葬”，骨殖十分散乱。同时还发现6处石台和2处祭祀遗迹，发掘者推测其与墓祭活动有关。在编号为J2的祭祀遗址中发现一具基本完整的马骨架。曲贡遗址早期遗存的考古学年代经碳-14年代测定法测定为距今3700—3500年，晚期的石室墓的年代为公元前8世纪前后至公元初年，由此可知这是迄今西藏高原发现的最早的墓葬和祭祀遗迹，对于认识当时人们的丧葬仪式及其丧葬观念提供了直接的考古材料。

从上述曲贡遗址发现的情况分析，早在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当中，就已经有了用人和牲畜作为牺牲、在墓地举行祭祀的仪式和某种施行程序，并且在墓地中出现了专门用来祭祀的石台和祭祀场所。虽然现在已经无法推测当时人们是如何处理死者的遗体的，但从早、晚两期墓葬中出土的尸骨都采用“二次葬”或者“屈肢葬”葬式这一现象上来看，人们对死者的遗体已有了一套埋葬习俗。“二次葬”和“屈肢葬”都是受到死者“灵魂不死”“灵魂有知”等观念影响的产物，是一种受到原始宗教观念支配的行为。这种“二次葬”和“屈肢葬”的习俗在与曲贡遗址年代大体相当的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齐家、卡约、辛店等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曾经十分流行，甚至在更早的考古学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其渊源。

曲贡遗址墓葬当中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一，在丧葬活动中，对人的头骨和头盖骨显得特别重视，在祭祀的灰坑中特意将其放置在特定的位置。从H2号灰坑中出土的人头盖骨已残，表明死者在作为祭祀的牺牲入葬时或已被肢解；而在H9号灰坑的底部却埋葬了一个完整的头骨，说明已将人的头颅作为祭祀用器献祭，这当中不仅原始宗教意义十分明显，也暗示着可能已有专人对祭祀用的“人牲”实施宰杀和肢解。其二，在墓葬中发现大量马、兽的骨骼，尤其是在J2号祭祀遗址中还发现一具完整的马骨入葬，表明用马这样的动物随葬，在曲贡墓地已经进入一个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

曲贡遗址晚期的墓地中，考古实物材料还反映出高原史前先民远程文化交流的若干线索。墓地中出土有一枚带柄铜镜，从造型风格上看与西方流行的带柄镜属于一个系统。虽然目前考古学界对于它的源头还有不同认识，或认为其来源于南亚印巴次大陆，或认为其来源于中亚等地，或认为其与中国西南山地青铜文化之间也有密切联系，但都基本赞同西藏发现的这类带柄镜属于从外部输入高原的产品，其与欧亚草原带柄镜同属一个大的系统。概而论之，无论是通过战争还是通过贸易，这类带柄铜镜都只能是通过远程交流而获得的物品。

继藏东卡若新石器时代之后，拉萨曲贡遗址和墓地的考古发现，是西藏高原史前人类开始迈入文明时代的第一缕曙光，因其意义深远、影响重大而被载入史册。

写作于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