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文明曙光：拉萨曲贡遗址与墓地的发现（1）

1984年11月，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的更堆在拉萨城区西郊约5公里外的曲贡村进行文物普查工作。这位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藏族考古学者细心地在村边一处台地的地面发现了一些陶器和石器的残片。多年来的职业训练养成了他敏锐的眼光，他立即意识到：这里很可能是一处早期人类生活的遗址所在地。1989年7—8月，他的川大同班同学、时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中心主任的王仁湘进藏考察，更堆将这个重要的信息告诉了这位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接下来的1990年，由汉藏两个民族的考古学者组成的曲贡遗址考古队进入现场，对这处深埋在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史前遗址展开了首次考古发掘，由此揭开了曲贡遗址的神秘面纱，一举取得了再现西藏史前时代的意义重大的考古新发现。

曲贡遗址是继藏东昌都卡若遗址之后，在西藏高原腹心地带发现的又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3700—3500年。曲贡遗址位于拉萨河谷北缘、色拉乌孜山山脚下的洪积砂土层上，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宽阔的河谷地带。雅鲁藏布江的支流拉萨河河谷平原长约20公里，南北宽约8公里，海拔3658米，平原上有宽广的河漫滩，河谷两边的山地不算太高，河谷溪水的沟口发育有较大的冲积扇，在山麓地带形成宽广的洪积扇和山麓平原，这样的地形虽易受到洪水冲击，但便于利用河谷洪积层所积淀的各种养分，也便于取水，较为适合农业耕作，现代农田也主要分布在这样的地带。据考古学家们推测，遗址原来的面积约10000平方米，因洪水冲刷和修路取土造成较大破坏。从性质来看，曲贡遗址或许并不是一处人们的居住聚落，在遗址中未发现房屋居址的遗迹，但发现大量灰坑和墓葬。

曲贡遗址带给我们的文化面貌特点鲜明，丰富多彩。首先，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陶器制作精美，采用了磨光暗花技术来装饰器表，这种特殊而进步的磨花工艺十分引人注目。所谓“磨花”，就是在陶器表面先刻画出纹饰图案的轮廓线，在轮廓线内用磨光的方法将所要表现的纹饰加以打磨。磨光纹饰周围留有糙面或与糙面部分相间，从而通过与周围糙面的明暗反差对比来表现纹饰图案。通过这种工艺，光亮的纹饰图案与器物表面的糙面形成对比，更加突出了纹饰图案的精致和华丽。此种费时费工的工艺显然完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已经超越了纯粹追求实用效果的考量。

此外，曲贡遗址中发现的两件动物陶塑，一件为猴面，一件为鸟首，造型写实生动，也充分体现了曲贡先民的陶塑造型能力和水平，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出土的这件猴面陶塑已具有原始宗教艺术的因素。

迄今有关西藏高原史前游牧业起源比较确切的证据，也在曲贡遗址有所发现。从遗址中出土的相当数量的动物遗骸，大都是从发掘探方的地层和灰坑中出土的破碎骨片，也有少量出土于作为杀殉的动物入葬的墓葬。动物骨骼总的来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们食物弃置的残余，第二类是完整的骨架。经鉴定，其种属有牦牛、绵羊、鹿、麝、野猪、藏野驴、狗、秃鹰、涉鹰等。其中牦牛、绵羊都属于家畜，应是西藏高原早期游牧业的产物。曲贡遗址出土的牦牛标本将家牦牛的驯养历史推到距今3700年以前，表明当时拉萨河谷的原始居民已驯养了牦牛，这也是迄今西藏高原有关家养牦牛时代最早的考古实物材料。

在曲贡遗址中已发掘的、有兽骨出土的35个探方和16个灰坑中，绝大多数都有牛的骨骼、牙齿或角心骨，说明当时牦牛已经具有一定的数量，很可能成群放养。曲贡遗址中出土的羊骨也很多，在许多探方和灰坑中都有零散的肢骨、牙齿、下颌骨和其他骨片出土，不少残骸经过火烧已炭化，说明羊也是当时人们饲养的主要家畜之一。在第五号灰坑中出土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绵羊颅骨，从测量数据上看，这种绵羊是体型相当大的有角绵羊，动物考古学家周本雄先生推测，这种“藏系大角绵羊”很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拉萨地区的居民由野生盘羊驯养而成，其特点是体型大、羊角大、羊毛粗、体力好，可以用来驮运货物，一只羊可驮重20公斤，在高原运输上很起作用。曲贡遗址中还发现狗的遗骸，这也是游牧业具有典型意义的驯养动物。在游牧社会中，狗与其他牧畜具有不同的功用，它们常常协助人类保护、管理牧畜，同时也保护主人及其家产，依赖狩猎作为额外经济来源的游牧人群常常依赖狗作为狩猎时的助手与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