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史前农业的历史见证：山南昌果沟遗址踏查记（2）

我们分散开来，从不同的方向寻找地面存在的遗物和遗迹。虽然沙化严重，但在地表还是随时可以采集到残陶片和石器。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沙丘间艰难行走，脚下不时会有草根和灌木的根茎拦住去路。不一会儿，大伙儿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遗址的中心区，每个人的怀里都抱着一堆采集到的石器和陶片，可以想见这个遗址所包含的文化遗物是何等丰富。

遗址的中心区曾在1994年7月经过考古发掘，当年挖开的探方现在早已被黄沙深深地掩埋起来，地表只留下一个个浅浅的凹坑，如果没有更堆带路，恐怕已经很难找到。我跳进一个原来深度有1.6米、现在被黄沙掩埋得只剩下不到半米深的灰坑里，用手拨去覆盖在上面的沙土，细细地观察坑壁，昌果沟遗址发掘过程中最令人激动的一幕掠过我的脑海：就在这个大型灰坑H2当中，1994年9月和1995年6月，西南农业大学教授傅大雄两次在灰坑内壁和烧灰里清理出了农作物种子的炭化粒。说来也巧，1994年9月，当昌果沟的考古发掘结束两个月之后，傅大雄教授作为从事国家麦类科技项目研究的专家进藏考察，在昌果乡进行作物种质资源考察的时候，无意中获知这里曾经进行过考古发掘工作，于是便亲临现场实地考察。那时考古工作结束不久，编号为H2的这个大型灰坑还暴露在地表，他在坑壁底部竖壁上用铲子刮了刮，发现当中有呈颗粒状的植物种子的炭化物，后来又在灰坑地面两侧堆放的烧灰中发现了同样的遗物。于是，他便取样带回做了鉴定，结果令他大喜过望，原来这些都是炭化后的农作物种子！1995年6月，傅大雄教授会同山南地区部分参加过考古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再次返回遗址，对H2中掘出的烧灰进行了更为仔细的清理，又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农作物标本。十多年后，我在西南农业大学的教工宿舍里拜会了傅大雄教授，谈起这次发现的经过，他仍然兴奋不已，厚厚的眼镜镜片后面一直闪烁着激动的光芒。

昌果沟遗址发现的农作物炭化粒有3000余颗，经鉴定与研究，已经确认它们的种属主要为青稞和粟，另外还有几粒为麦类作物。对H2中出土的炭样进行碳-14年代测定法测年，为公元前1370年，即距今3400年左右。这是继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粟的种子之后在青藏高原第二次发现农作物种子，对于揭示西藏史前农业的面貌具有很大意义。和昌都卡若遗址相比较，昌果沟遗址发现的农作物种子与其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两地都发现了粟这种作物。粟俗称小米，根据考古发现与研究，粟最早是由狗尾草驯化选育而来的，原产地在我国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最早驯化的时代可以早到中原新石器时代的磁山、裴里岗文化时期。对于昌都卡若遗址中粟的来源，学术界一般都倾向于是从北方黄河流域传播到西藏高原的，如卡若遗址的发掘者、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就认为卡若文化的粟，很可能就是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等文化传播而来的。昌都卡若遗址的年代约为距今5000—4500年，要早于昌果沟遗址，所以可以推测昌果沟遗址中出土的粟应当是间接从藏东谷地向西传播而来的。也就是说，卡若遗址的居民很可能在接受了粟这一粮食品种之后，又以卡若遗址作为中转站，辗转将粟的种植扩散到了位于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在昌果沟遗址中发现有大量青稞的种子，这里是粟、青稞和麦类作物的混合种植地带，后两种作物都没有在昌都卡若遗址发现，这表明昌果沟遗址的史前居民经过自身长时间的实践已经辗转接触到了原产地可能在西亚一带的青稞等麦类作物。傅大雄教授在对昌果沟遗址出土的青稞种子进行研究后指出，由于青稞这类作物具有高产、早熟、抗旱、耐瘠、无须脱壳而易于炒食等特点，对高原农业生态表现出了独特的适应性，所以很可能首先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确立之后再向藏东北传播，并最终取代粟成为西藏近代农耕的主要作物品种。今天藏族群众以青稞麦粒炒熟后磨制成的糌粑作为主食，并普遍饮用青稞酒，最早的源头目前便可以上溯到昌果沟遗址。

当夕阳斜照，山谷中卷起阵阵沙龙的时候，我们告别昌果沟踏上归程。车至沟口，我再次回望这条幽深而宁静的山谷，耳边似乎又听见了牧童的牧歌，眼前似乎又出现了低矮的茅草屋上升起晚炊的炊烟，肩上扛着石锄的农人还在田地间劳作，妇女们正把收获的青稞运回村落，一幅西藏高原远古农业的全景画是那样清晰而生动地浮现在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

写作于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