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3）

诗人兼医生威廉·戈德沙尔克·范福克布罗克在埃尔米纳度过了自己短暂一生的最后2年，他观察到非洲人与犹太人习俗之间的相似之处。他写道：“非洲人从古希伯来人或以色列子孙那里继承了很多遗产，他们生活在没有书本和书写体系的时代，其中的一些习俗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消失。他们有许多相当符合《旧约》的法律和仪式：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许多地方受了割礼。”非洲及其居民的观念通常也源于《创世记》中诺亚的故事。诺亚判定他的儿子哈姆的后代被永久地奴役。在欧洲艺术中，将哈姆的后代描绘成黑人是惯常的做法。这种解释早在13世纪就已出现在荷兰。

一旦荷兰人进入非洲奴隶贸易，对哈姆的诅咒——一种基督教教徒认为非洲人落后的常见解释——就开始在荷兰人的论述中有所体现。例如，这个诅咒出现在库福尔登的牧师约翰·皮卡尔撰写的Korte beschrijvinge van eenige

vergetene en verborgene antiquiteiten中。皮卡尔承认哈姆及其后代在非洲建立了强大的国家。但他补充说，奴隶制一直是非洲历史上的核心元素。几个世纪以来，大多数非洲人都被自己的国王所奴役，许多人现在仍然被奥斯曼帝国奴役。诸如刚果、安哥拉和几内亚等地的居民被当作奴隶到处运送。他认为，这未必是一件坏事……

乌德曼斯强调，荷兰主人必须善待自己的奴隶。他甚至建议在若干年后释放俘虏，以避免非洲人灰心，并促使他们归附。一些作者引用《出埃及记21：2》或《申命记》，其中规定了在第七年要解放奴隶。德梅伊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在6年后释放那些身为忠实的基督教教徒的奴隶。获得自由的希望将带来更多的自愿和忠诚的服务。此外，他坚持认为，尽管主人对奴隶的控制权很大，但主人作为一名基督教教徒的行为必须用公平和仁慈来调和。基督教教徒还必须认识到，他有个在天堂的主，与之相比，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仆人，比世界上最强大的主人的最卑微的奴隶更加微不足道。

一些作家谴责奴隶贸易或批评奴隶制的某些方面。他们将奴役归类为盗窃人体，他们认为这是禁忌，正如他们所谴责的天主教国家绑架儿童令其进入修道院或加入宗教团体的习俗一样。其他作家并不反对奴隶贸易本身，而是反对将非洲人卖给天主教教徒。乌德曼斯特别警告荷兰人不要将奴隶卖给“残暴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荷兰人未来几年会做的事情。另一些人知道奴隶主将女奴当作妾的习俗，他们反对与有非洲背景的女性发生性关系。在加勒比航海5年后，诗人兼剧作家扬·巴拉斥责自称是基督教教徒的“黑人情妇”，称她骨子里并非基督教教徒，她的欺骗行为亵渎了神的名字。

“第二次改革”的几位代表人物发表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他们强调通过“改邪归正”和与神的个人关系，在生活中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敬畏神的虔诚行为。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是科内留斯·普德罗延，他用口语化的语言表达了著名的正统的加尔文派神学家和传教士希斯贝图斯·沃提乌斯的思想。普德罗延驳斥了这样的论点，即在没有奴隶劳动的某些地区不可能耕种土地。他指出，在共和国的采石场、矿场工作的人，像锯木工和挖沟工一样。这些人可以被雇到遥远的地方。但是，主人不应将任何强加给自己或他人做的工作转嫁给奴隶，因为奴隶是他们的同胞。普德罗延还认为也不应购买战俘。被敌人出售的人们在一场不正义或正义的战争中沦为奴隶。但是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也有可能是非法奴役。基督教教徒陷入这种原始的、混乱的、危险的且不公平的交易之中，从而放大别人的邪恶，是不应当的。

普德罗延的观点得到了其他神学家和牧师的支持，例如乔治·德拉德和雅各布斯·洪迪厄斯。洪迪厄斯是霍伦的一名牧师，也是沃修斯的追随者，他在1679年的《一千种罪孽的黑名单》中谴责了归正教会成员，特别是参与奴隶贸易的西印度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洪迪厄斯写道，奴隶不是动物。他们也许是“悲惨的人”，但他们的本性与教会成员相同。犹太人、土耳其人、异教徒和所谓的基督教教徒可能会参与奴隶贸易，但“归正教会成员不应用这种无情的贸易来玷污自己的双手。相反，他们应该像敬畏神一般地行事，这样他们赚到的钱才会是一种祝福，而不是诅咒”。

哲学家弗朗西斯库斯·范登恩登与第二次改革没有任何联系，他在1662年的一篇文章中赞扬没有基督教教徒参与奴役同胞的新尼德兰。范登恩登可能受到了彼得·普洛克霍伊思想的影响，后者在新阿姆斯特尔的殖民地没有奴隶或契约仆役。卡斯珀·巴莱乌斯也表达了一种反奴隶制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当时极不寻常。他的论点非常有趣。他写道，在中世纪，奴隶制在欧洲仍然存在。但是，它在那些因基督教教义和思想而被教化的人中间变得不受欢迎了，这也许是因为奴役了被基督之血救赎的基督教教徒，或者通过展现不寻常的人性迫使异教徒归附基督教的做法被认为是有罪的。结果，奴隶制在1212年消失了。但是现在，在归正教会的基督教教徒中，这种贪婪又滋生了出来。他们恢复了买卖人的习惯，即使人是按照神的模样造的并得到了基督的救赎。由于这种习惯，一个聪明人服侍一个愚昧无知的人，或一个好人服侍罪犯的情况并不少见。